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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茶的故乡，制茶饮茶历史悠久，至今5000多年。随着社会的变迁，茶不但促进经济发展，而且成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并逐渐形成灿烂夺目的茶文化，成为社会文明的一颗璀璨明珠。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茶在历史上和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紧密相关，派生出一系列茶文化现象，涉及佛教、婚礼、祭祀、诗歌、戏曲、楹联和谚语等方面，博大精深，成为中华文化独有瑰宝。
      福建是中国茶文化的发祥地，福建产茶文字记载比《茶经》早300余年，历史久远。建茶、斗茶在宋元二朝尉然成风，明清时期开创乌龙制茶工艺，茶叶贸易渐盛，武夷山的茶山、安溪的茶园，闽东的茶乡，茶水点缀福建茶文化底韵。现代福建茶文化在传承前人的基础进一步发扬光大，种茶、制茶、售茶、品茶、赛茶等几乎占据了茶乡生活内容。制茶讲科学，品茶谈文化，构成独特的福建区域人文特征。连绵中国茶文化历史，福建茶文化凝聚着地理灵性，茶类创制数福建最多，品茶技艺数福建最奇，福建茶叶在中国茶叶发展乃至世界茶叶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如今八闽山水，乌龙茶、花茶、红茶、绿茶、争奇斗艳；民间茶俗、茶情、茶艺绚丽多姿；铁观音沏茶艺术最为工夫、讲究，茶艺表演精湛娴熟优美，饮者从中品饮艺术，品尝茶色香味；茶歌、茶谣、茶舞、茶剧遍及全省，闽茶文化源远流长，华章壮阔。

       前些天和朋友小叙，他告诉我说，昔日的那些时光让人好生留恋。看看如今我们都是各奔东西，为生活而忙碌，为理想而奋斗。让我感到有如蜜糖中调入碘盐，难品其涩，蓦然回首才发现这些年失去的太多太多!离开南京已经10年了，在这10当中我却把自己始终玩弄在自己的掌中。幼稚的灵魂和渐渐苍老的皮囊已经无法说服自己对每走一步错误的理由。夜深人静，我按下了那个曾经熟悉的号码，一个显得沧桑但却有力的声音为未解先开。"一晗啊！你还记得老师”。我无法控制内心的酸楚所分解出来的泪珠，这些年来我一直过着背叛自己的生活，一直把自己压缩的不留一点痕迹。来厦门已经4年了，在这4年里从未有过发自内心深处的欢笑，面对他们毫无意义的勾心斗角和无聊的残杀以及没有来由的思想决斗将自己席卷得不能呼吸，我本可以置身千里之外，但人性告诉我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也正是因为把自己控制在这样的人性定律才导致同事间的相互抗衡永无止休。为今天金融危机下的种种苦难埋下了腹壁。人啊，一旦失去理智，所有的判断能力将付之东流。........

       是该走的时候了，这里没有什么好依恋的，因为除了被利用我无法找到我被重用的理由。我算什么，来厦门4年我一直活在被围剿的目标当中，虽然这一切随着金融风暴的席卷而飞散，但它留给我的痛和自己对自己的打击无法磨灭。别谈远景，近观其成。.........................！何来它日飞黄腾达............！

     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十字格言我都做到了，起码在这里。但这一切的一切只能说明我的做法是愚蠢的............，前不久，有领导来核实当月收支境况，闲谈中，对昔，对今.人员的去留进行了简单的交流。

    人走真的会茶凉吗？

     不，人走茶不凉，因为茶是需要不停的加热冲泡，是需要泡茶者和品茶者对茶的心境，假如泡茶者已经丧失了对品茶者的心境，或者说品茶者已无心，那么即便人未走茶也是凉的。茶温是有时间性的，一泡茶的味道也是有冲泡限制的，关键在于泡茶者与品茶者是否愿意共享或者说是否值得共享茶之美味。人走茶不凉————！没有品茶者就不外乎于泡茶：.............................

     生活本来是简单的， 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你站得高些，相对付出的也多一些，会容易衰老，会抑郁，会短寿，会因为想实现一个又一个欲望，而把自己的生活过成旋转的陀螺。你站得低些，付出也会少，可以多点时间欣赏沿途的风景。可以在每个下班的夜晚或假日，从容地打发掉时间，可以比较容易快乐，可以和喜欢的人简单幸福地度过每一天。
     女作家三毛的生活方式，有别世俗。她的一辈子，活过了别人的几世。48岁的生命，万水千山走遍，她从来不存钱，全部花掉，她和爱的人过着神仙眷侣的生活，她不追求富豪的生活，只希望生命能回归本真。她在沙漠观浴的时候，与爱人吃着天上掉下来的粉丝雨时，有多少人在为着存折上，多积累一些数字而日夜奔忙呢。

     山珍海味再好 一日也就三餐，房子再大在豪华，睡觉 也只需一张床，更重要的是陀螺的生活在经过旋转后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得到旋转后的欲望。即便得到了也是千疮百孔。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旋转的过程中脱离了生命的回归线。不是背井离乡便是妻离子散，当开着豪华宝马挥动大把草票出没的各大商务娱乐场所的时候他们的心是脆弱的，虚荣吞吃着整个灵魂，因为此刻的欢快完全处于抑郁当中，压抑很久的伤痛在交易中得到释放，他们真的快乐吗？不！当他们拖着衣衫不整，面带疲惫的皮囊回到自己寓所的时候，先前的那种疯狂和欢笑早已不知去向。孤独与寂寞早已等候在孤灯之下。
     需要加以补充的是并非我赞赏作家三毛的神仙生活，逼人只是想告诫那些脱离人间生活回归线的人士，旋转的陀螺生活是和人性及生活本真有联系的，因为只有享受到了人间生活的乐趣，爱与被爱，关怀与被关怀，尊重与体贴，生命的质量才是一个提升，不论你是陀螺还是神仙生活，囊中多少，奢嗜还是节俭也是生活的实质性享受。毕竟社会是发展的，观念也在更新，但思想只能解放绝不能改变。
       对于逼人来说 一生就这么长。陀螺的生活并不一定比简单的生活更幸福。......................！

　第一种境界是《诗经》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份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因为距离，故将一切美丽收于一身。通常情况下，老婆占有男人，情人分享男人，而红颜知己则是塑造男人，她充分地挖掘他的潜力，并通过完善男人帮助男人来完成自己知己的使命。所以，红颜知己是男人的另一个魂灵，她时而近在咫尺，时而在水一方，但你却能感受到她在生命里存在；她不见得赞成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但绝对尊重你，并对你笃信和相知。红颜知己其实就是跟你一起点燃生命之火的那只温存的手，男人往往因了她，人生才变得活跃起来。因此，红颜知己才是旷世的绝代佳人。遗憾的是，大多数女人的聪明刚刚够不上做红颜知己，而男人欲望的陷阱也刚好令她做不成红颜知己，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人本来想扮演红颜知己后来却沦为情妇或陌路的根源。

　　故红颜知己实在是男人的奢想，女人的不甘。
　　第二种境界是宋词，“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诱惑。从本质上看，人是抗拒不了诱惑的，比如老婆和情人就没有诱惑――她们把它变成了现实；而红颜知己妙就妙在把诱惑保持住了，她因此而成为男人生命里积极向上的蔚蓝。当老婆令你头疼、情人让你心疼的时候，红颜知己则让你哪儿都不疼。她浑身洋溢着亲和力、想象力，带给你如沐春风的愉悦；是“不一定天天见、月月想、但什么时候见了都是故知重逢”的快慰；是你“无论身在何方、发生何事都能感受到的、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角落还有人会关注你、倾听你”的那份感动。她虽然淡淡地从你身边走过，只偶尔回眸，可你却不由自主地要跟在她身后，因为她对你生命的独特阅读方式，实在是你今生无法抗拒的诱惑。
　而诱惑，不正是推动人前行的动力么？
　　 第三种境界是副对联，上联“招之即来”，下联“挥之即去”，横批“全为你好”。这一层境界将红颜知己与其他任何关系的女人区别开来：老婆是招之不来――事实上是她招你你必须来，情人是挥之不去――她还想要名份呢，怎肯轻易放弃？另有一种人？妓女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横批却又是“全为钱好”。只有红颜知己才最肯把主动权交到你手上。因为是朋友，所以没有性，没有爱，没有粉红色的情感，也没有痴痴缠缠恩恩怨怨的阴雨天；又因为是知己，故她能把所有的出发点都放在“为你着想”这个角度，本着理解，本着支持，也本着友谊的光光艳艳，她宽容着你亲密着你，她实在是已把知己一词的内涵推上了出神入化的顶端。

      你想，人生得一知己已然不易，知己倘若又红颜，那该是怎样的艳丽。

  门前自有千江月，

  室内却无半点尘。

  贝叶若图遮得眼，

  须知净地亦迷人。

中国魏晋时期7位名士的合称，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7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7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 ，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竹林七贤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已佚。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 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背景』

　　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淡、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竹林七贤”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

　　『特点』

　　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嵇康(224—263)】

　　　嵇康(223～262),字叔夜,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国侄县(今安徽宿县西南),改姓嵇。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于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这首绝唱而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

【阮籍(210－263)】

　　三国时期曹魏末年诗人。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另据史料记载，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山涛(205—283)】

　　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于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

【向秀(约227-272)】

　　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

【刘伶】

　　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作品《酒德颂》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暮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木盍ke)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攮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借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有一与刘伶有关的好玩故事，不知是否属实：刘伶的“鹿车”后跟着一小童儿，还扛着锄头，非常奇怪。路人问小童儿，小童儿答：“醉死了好埋呀！”

【阮咸】

　　　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

　　阮咸不仅擅长演奏，也精于作曲，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峡流泉》据说就是他所作，李季兰在同名诗中有“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的诗句。195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持阮弹奏的阮咸画像，神情专注。

【王戎(234—305)】

　　　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

　　他们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在政治上，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更因此被杀。相反王戎、山涛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并成为其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向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由是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窥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

嵇康

　　嵇康(223～263)，三国时曹魏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字叔夜。谯国□县(今安徽宿县)人。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曾任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其罪证之一便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

　　在人生哲学上，他的主张是：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个性凌厉傲岸，旷逸不羁。

　　有趣的是，嵇康临刑前，对儿女最放心的安排是，叫他们投靠山涛（山巨源）。而在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

阮籍

　　---维倪（报告部分：阮咸）

　　一、家世出生及早年志尚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今属河南）。生于建安15年。父亲阮瑀，是诗人、散文家，「建安七贤之一」。为曹操亲随吏员，当时军国书笺多由他和陈琳两人草具 。阮籍三岁的时候父亲过世，但因为曹氏父子及阮瑀友好出于长期共事的情谊，对于阮籍及其母亲深怀同情，并有所照顾。阮籍年少时以好学不倦、不慕荣华富贵、道德高尚的古代读者―颜回、闵子骞微效法的榜样，刻苦攻读。除此之外，他还习武。但是少年的阮籍也沾染上一些浮华公子的作风。当时有一批宗是戚属的豪门公子，颇以浮华相尚，如何晏、李胜，再洛阳互相连结，构煽风气。阮籍与他们年龄接近，难免受了些风气影响，可是阮籍始终未予其流。

　　阮籍非常鄙视礼法之士，所谓礼法之士主要是投靠司马氏父子的一些人物，这些人多是文人，他们为虎作伥，仰承司马氏父子的意旨，鼓吹「唯法是修，唯礼是克」，以礼法、名教为工具，来巩固篡夺来的权利，同时束缚政治反对派的手脚。这种礼法是司马氏集团用以配合其血腥屠杀政策的一种政治打击异己的手段。阮籍在对付这些礼法之士，最有名的就是他的青白眼。

　　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稽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斋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

　　据说，他的母亲去世之後，稽康的哥哥稽喜来致哀，但因为稽喜是在朝为官的人，也就是阮籍眼中的礼法之士，于是他也不管守丧期间应有的礼节，就给稽喜一个大白眼；後来稽康带著酒、夹著琴来，他便大喜，马上由白眼转为青眼。从这一段故事中，我们除了可以发现阮籍对于礼法之士的鄙视外，也可以明显看到他不为礼俗所限制，稽康也是一样。他不会因为守丧就将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觉得不喜欢的就清楚的让人家知道，我想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殊现象。阮籍对礼法之士的憎恶，除了表现在青白眼外，还表现在他的赋中。

　　二、药与酒

　　阮籍似乎是不服药的，在他的著作里很少提及此事，只在咏怀诗第70首曾写到过：「采药无旋反，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 从这里看，他连对神仙的信仰有时也要动摇，不无迷惑踌躇之感，而对于服药一事更没有稽康那样深信不疑、热心实行。阮籍不服药，却颇有些「为酒事物，焉知其馀」的意思。他是酣饮、痛饮、狂饮，不拘场合，有酒必醉。阮籍嗜酒，其出发点同稽康服药是一样的，都是希望以此为途径来超脱现实、消解矛盾。阮籍曾数次在醉酒掩护下躲过了司马氏集团像他伸来时而拉拢，时而加害的手。从性格上来说，服药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要先采药、调配处方、还有许多规矩，其步骤要求不能稍有错乱，否则便可能中毒甚至丧命之虞。非精细耐心之人，不可随便服用。阮籍性格浑朴旷放，对这种精细而又危险的高级享受是不能适应的，他宁愿去从事简单易行得多的饮酒。从政治上来说，阮籍的态度是比较软弱的，他看到曹魏皇室大势已去，司马氏执政已成为无法更改的现实；他明白服药飞升之事太渺茫，他还得谒抉R氏统治下打发日子，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缺少在政治上向司马氏集团挑战或明确地划清界线的勇气，所以对阮籍来说，醉酒是最好的摆脱政治困境的方法。

　　这里有几个有关阮籍喝酒的小故事。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肫，饮酒二斗，然後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从这段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阮籍他违背礼法的行为。母亲过世，他不但坚持下完棋，而且还吃肉喝酒，虽然他是故意这麼做，不过我却觉得他也蛮痛苦的，要压抑心中丧母之痛，以表现出他不为礼法所约束的一面，就我来看，他大可以放声大哭，哭完以後便应感到高兴，因为阮籍很崇尚老庄，庄子在妻子死後，不但不悲伤，反而还替他妻子解脱人世间的痛苦感到高兴。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效法庄子并加以改良，这样一来，不但达到他想的境界，也不用压抑心中的痛苦。

　　阮公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我想这在当时的社会也是很少见的。醉了就倒卧在少妇身旁，在以前的社会，男女授受不亲观念的束缚下，这样的情形也是不能为世人接受的。（四）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这样的事情要是发生在现代，恐怕还是很难令人接受的吧！一个不认识死者的人来吊哀，还哭的很伤心，我们一定会觉得他是疯子，不然就是来捣乱的。像阮籍这样完全不顾别人眼光，自己觉得值得的就去做，实属难得；不过这不禁让我怀疑，为什麼自己的母亲去世了要装的如此坚强，但却对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子去世感到非常难过，我觉得这除了违背礼法外，也违背了人性。

　　三、文学成就

　　三国後期出现正始文学，人们习惯用他来代表整个魏末的时期文学。正始文学的最重要作家就是阮籍、稽康。阮籍既是诗人，也是散文家，还是赋作者。他的诗歌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就内容而言，「忧生之嗟」 和「志在刺讥」 在咏怀诗中占有很大的份量。除了这两大内容外，还有自述身世志尚、念友、隐逸神仙等方面的描写。咏怀诗在艺术方面有两个极为显著的特色及蕴藉含蓄和自然飘逸。蕴藉含蓄与文多隐蔽有直接关系，阮籍为了避免严重的现实後果，才把诗篇写的隐约其体、闪烁其词的。这种含蓄，同他在生活中「发言玄远」 「口不臧否人物」的作风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咏怀诗的含蓄，是时代现实的产物，也是阮籍本人的思想作风、处事态度的反映。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含蓄不失为一种风格，他的好处是能够避免呆板直露，增加诗的深厚度，给读者以联想和回味的馀地。在诗歌史上，咏怀诗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阮籍咏怀诗在反映重大社会现实方面是不如建安诗歌的，但它在个人抒情的深度上，在描写内心曲折的活动上，以及运用比兴的手法上，则又有超越前人的建树。它堪称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有代表性的优秀五言诗之一。阮籍的散文，今存较完整的有十篇。其最重要的散文著作应推「大人先生传」，写法上接近于赋，以对话方式展开，虽名传，实际上并非真正意义的传记作品。总的来看，阮籍是我国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散文家。他尤其对于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结论

　　准备完了阮籍，我觉得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造就了很多像阮籍这样内心和现实生活矛盾的人，或许阮籍在他听到母亲过世的时候，他也很想放声大哭，但就碍于当时的环境造就出的矛盾性格，使他以吐血的方式来传达他内心的哀痛。我觉得，既然他是一个这麼勇于将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的人，为什麼不乾脆放声大哭呢？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很佩服阮籍有和时代、政府、社会挑战的勇气，就连现在这样开放的社会风气，我想都不会有几个像阮籍、稽康这样的人吧！我想准备完了竹林七贤，对他们的印象不再是不穿衣服、放浪形骸而已，还有更多更深入的层面，都在这次的报告中了解。虽然我没有像他们这样挑战社会的勇气，不过我为他们每个人不同的独特性感到感动！

王戎

　　---姿伶

　　一、生平

　　１、生于大富之家

　　王戎，字濬冲，山东省琅琊林淅人。王氏一族在林淅是有名望的大族，从他的亲族辈中，便出了王衍、王澄、王导、王敦，等人物，掌握著东西两晋政府的政坛，有「八王」之称，与同为山西名族的斐氏「八斐」并称。王室与斐氏也有亲交，王戎的女儿及嫁给斐頠为妻。王戎的祖父，是魏朝的凉州刺使、贞陵亭侯，所以他自小便生活在优渥的家庭环境中。因此在这样的影响之下，也可多少得知他长大後的个性。

　　２、神童---王戎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雅量篇】

　　从此之後，王戎便被称为「神童」。另一件事发生在王戎七岁之时，据【世说新语】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闲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从这两篇中，对与王戎的描写当中，可以得知王戎的确可以说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尽管可能说有点夸大的效果，不过也可以得知王戎真的自小便是一个聪明的小孩子，可谓聪明过人。在晋书本传又记载说王戎的眼睛特别炯炯有神，能够视目不眩，斐楷见了，大为惊叹说：「容眼烂烂，如巖夏电」这就是说他的眼睛光彩有神。

　　王濬冲、裴叔则二人，总角诣锺士季，须臾去後，客问锺曰：「向二童何如？」锺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後二十年，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冀尔时天下无滞才。」【赏誉篇】

　　在这一篇中所记载的正是王戎和斐楷果如锺会所料，成为当时西晋政坛上的要人了，也可看出其小时候的成就是不凡的。

　　二、竹林七贤之列

　　１、加入七贤

　　在七贤当中，王戎的年纪是最轻的，他比山涛小二十九岁，比阮籍小二十四岁，比稽康小十一岁。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德行篇】

　　可以得知，在稽康受刑而死的时候，王戎二十九岁，则王戎九岁的时候便认识稽康，同时还交往甚密。王戎之认识阮籍是在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王浑，官任上书郎与阮籍是同事并有亲交。王戎也跟著父亲住在尚书郎的官舍中，阮籍每一次来拜访王浑，谈不到几句话，就转到王戎的房间，这对忘年之交，一谈就是大半天。阮籍这样对王浑说：「濬冲清俊绝伦，不是你比得上的。与阿戎说话，比与你说话来的有趣多了。」虽然这样，但王戎毕竟在气质上，抱负上与阮籍、稽康有很大的不同。

　　２、七贤中的俗物。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

　　【排调篇．４】

　　在这一篇文章中，可以得知，王戎比起这几位前辈中，王戎少了他们的思想家，文学家的气质风度，相反的却充满了世俗的官宦之志，所以阮籍讥讽他为俗物。可是王戎也反驳的说像你们这样的人，还有谁可以扫你们的兴呢？可以知道阮籍、稽康等，这些人不管任何事情其实对他们而言都是无所谓的，也许我们可以知道王戎的性格中可能不是这样的人，在王戎的生长背景中，他是一个富家子，他有理想的抱负，他要晋升仕途，可以得知多少家庭的背景给了王戎影响。

　　三、入世入仕

　　１、宦海生涯，与世浮沉

　　生在门阀世家，有深厚的家庭背景，自幼又被视为神童的他，又有官宦之志，很自然的便走入官场。魏甘露二年（西元二五七年），王戎二十四岁时，被司马昭争为相国橼（宰相的属官），而推举他的，就是那位司马昭前的红人锺会，锺会是明理派清谈的代表人物，基本上是反对七贤的，也就是他是稽康走上死亡之路，而身为「七贤」之一的王戎竟然接受他的举荐而为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戎的世俗性，使他在波澜起伏的政界中，几次化险为夷，而升到司徒的贵显地位，终以老官僚结束一生。

　　２、由出仕看王戎

　　对于王戎的出仕，其实也是不用过于讶异的，因为从王戎的生长背景来看，生于官宦之家的王戎，从小可以说是耳濡目染，应该也可以说是接受不少父亲的思想，同时也可以说是他看多了所谓的官场冷暖，因此王戎有他一套特殊的保身方法在这个浮浮沈沈的官海之中，也因为这样，王戎的避祸思想，也就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有著很大的影响。

　　四、百善孝为先

　　１、母丧之忧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德行篇】

　　在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和峤虽然遵守礼制服丧，但是比起王戎而言，王戎可以说是在精神上比和峤更加的悲伤，王戎的悲伤虽然不一定符合礼制，但并不是这样就是说他不够悲哀，反而在精神层面上，更胜过和峤一层。是一种精神上的极大悲哀，也就是说他的悲伤已经到了不能用行为去表现出来，甚至已经到了所谓的哭不出来的地步，或许样说有些的悲哀，可是在世说中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的确是悲伤的过度。

　　２、框世虚名与实至名归。

　　在魏晋的风潮中，我们可以知道因为九品官人法的影响，因为有许多想要晋升仕途的士子，有很多的人，都有所谓的假孝、假慈、假悲、胜至于假义，已博取是世间的名声，来作为自己晋升仕途的途径之一。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王戎这个人是一点都不做作，毫不虚假的放开自己的情感，不为世俗的眼光。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锺，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伤逝篇】

　　我们可以看的出来，王戎是个重情感的人，不管对于初生之子，尽管初生之子对于王戎是没办法有所谓的感情可言，但是王戎却依旧对其子有深刻的感情，由此可知王戎是一个重情之人。

　　五、俭吝

　　（一）、吝啬之过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後更责之。【俭吝篇】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俭吝篇】

　　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 万，女 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俭吝篇】

　　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 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筭计。　【俭吝篇】

　　由这四则记录中，我们可以知道王戎极端的吝啬。

　　六、明哲保身的老官僚

　　元康九年（西元二九九年），王戎六十六岁，由于贾后想要专权，以致于发生了愍怀太子的废立事件，贵为太傅的王戎却始终保持沈默。第二年，赵王司马伦等又起而杀贾后，这时被视为贾后同党的数十个高级朝廷官员，也同时受到牵连而被诛杀，王戎的女婿尚书左仆射斐頠也是其中之一，王戎因此受到牵连，但是由于他的明哲保身，所以仅是辞职下野，而没遭到生命的危险。此後的八王之乱发生，晋王室面临著空前的危机，王戎虽然也被卷入这政治的漩涡中，但他却是学习著古代君子伯玉的榜样，尽量避免卷入这场风暴中，虚与委蛇周旋著。

　　王戎一生，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位高爵显，身当国家重任，但却对朝政一无贡献，只是一味的逃避求荣，阿谀求全。对于王戎这个人而言，可惜的是他的以前的政治抱负，在他掌握大权时，却因为一味的避祸，而对国家、对人民，并没有做到贡献，十分可惜；但是我认为，这也许也是在乱世中一种生存的方式吧！就竹林七贤而言，王戎是有些愧于一个「贤」字的。因为王戎之于山涛皆为入仕之人，山涛虽有後人评：「贰臣」，但他为官尽责、选贤与能，此番作为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在这样的时代里，许多人在朝为官只为享受荣华富贵，而他愿意为老百姓的福祉努力实在令人感动，至少为魏晋政治这个黑暗期带来一丝的光亮；所以，相较之下，我是比较欣赏且认同山涛的方式。

刘伶

　　---致卿

　　一、生平

　　刘伶在七贤中是传记最不明了的人物，他的生卒年代以及他儿子的名字都没有留传下来。他字伯伦，江苏沛人。

　　刘伶身长六尺，貌甚醉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容止篇】

　　他身高仅一公尺四十，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因此也加入了七贤的行列。

　　二、仕途

　　他在官职方面，做到建威参军。据说在泰始年间，他初上意见书，主张「无为而化」之说，却被斥为无益之策。当时同辈们都得到高第官位，只有他被罢了官。罢了官以後的刘伶，更是日日「醉乡路稳宜频到」，终于嗜酒寿终。反而在那文人动辄被杀的乱世得以苟全性命而寿终，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

　　三、以酒为名

　　他的家庭是很穷困的，但他并不以为意，反而嗜酒如命。

　　《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裏抱著一壶酒，命仆人提著锄头跟在车子的後面跑，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那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醀然已醉矣。」【任诞篇】

　　（有一次，他的酒病又发作得很厉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著把剩馀的酒洒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纵横地劝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请你一定要戒了吧！」刘伶回答说：「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必须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就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为真，听从了他的吩咐。于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取过酒肉，结果又喝得大醉了。）

　　从这骗取酒肉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他滑稽多智、放荡不羁的一面。不但是人，就连鬼神也不放在眼中。

　　关于喝酒，竹林七贤裏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喝酒，但刘伶却独以酒而闻名，可见他的酒量之多。他的喝酒，或许同阮籍一样，是因为受逼于黑暗的政治，污浊的社会，但他确能沉醉在酒乡的混沌世界中，不像阮籍、嵇康是充满著愤懑之心的，阮籍甚至还在酒後吐了血。他喝酒的方式也是极其豪迈的。伴随著狂饮而来的，自然是行为上的放荡。

　　四、天地为房屋，屋宇为衣裤

　　刘伶是个醉鬼，他的思想接近庄子。刘伶经常沈湎于酒中，无视礼仪，任性胡为。从嵇康、阮籍那裏学到一些皮毛，放荡荒唐、玩世不恭者有之，学识胆量皆无，终日醉醺醺。他好赤裸身体，时常在家裏脱光了衣服饮酒。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任诞篇】

　　（客人进屋找他，假如有人来讥讽他，刘伶大言不惭，他就傲然地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内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麼要钻进我的裤裆裏来？」）此外他更将这种境地，表现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酒德颂》中。

　　五、酒德颂

　　《世说》「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活在污浊的乱世，却又无力挽救当时的社会，刘伶只好放浪形骸，同时更藉著酒醉的言辞行动，来表示他憎恨虚伪的道德礼教，以及自己内心对自然纯真的追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酒是务，焉知其馀。

　　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电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攘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待侧焉，如踝赢之与螟蛉。

　　【酒德颂】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有所谓大人先生者，他将宇宙看做是自己的家，以为一万年不过是转瞬之间而已，他随著自己的意思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行也好止也好，只有酒是他的乐趣，其他的乐趣他瞧都不瞧。贵公子、搢绅处士们，听到他的风评，没有一个人怒目相向的，拿礼法来非难他。但先生手中却不停地拿起酒杯，拂去落在髯上的浊酒，陶然醉倒。他不觉寒暑，也没有利欲之情，将这个世上的杂然万物，完全看做是漂流在大河上的浮萍。」

　　这样的人生观，也不外是「齐祸福、一死生」的老庄思想。《晋书》本传说他：「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未尝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在文章中，他藉著所谓的「大人先生」寄托了他求追精神自由的心境，并攻击那虚伪的世俗礼教中的贵公子、搢绅处士。全文充满了奔放自在的讽刺意味。

　　阮籍虽然厌恶那个社会，但他却不得不活在魏朝的官僚社会裏，尤其与专权的司马氏有著若断若离的关系，使得他满腔的苦闷，一旦发洩出来。便成为锐利痛快的怒骂（《大人先生传》）。而刘伶则与之相反，一开始便在官场上不得意，不被那个官僚社会所接受，因此他在《酒德颂》中对于礼法之士所表现的不屑，便尽是一片揶揄嘲笑的态度了。

阮咸

　　一、生平逸事

　　阮咸，字仲容，河南省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开封附近）人，籍兄武都太守熙之子。他的父亲阮熙，官至武都太守；在「竹林七贤」中，关于阮咸的各种史料很少，对他的研究也就比较困难一点，在查阅了一些书籍之後，可以看出阮咸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是任达不拘，一是音韵高手。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杆挂大布犊鼻褌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任诞篇】

　　在七月七日这天有晒衣习俗，阮咸家贫，竟以长杆挂犊鼻裤（短裤、贫贱者之服，魏晋名士夏日喜欢穿犊鼻裤，表示洒脱）于院中，与北阮纱罗锦绮形成对照，自然地表现出阮咸任达不拘礼节，然而亦说明，阮咸虽家贫，而其士族之优越门第和身分并不减。阮咸虽未能免俗，但所作所为亦不同流俗。这时候的他其实还只是个少年，但作风却也与阮籍不相上下，而那位以「穷途之哭」而著称的阮籍，就是他的叔父，两人合称为「大小阮」。虽然叔侄间有辈分差距，但却不拘形迹，经常像朋友一样共同游息，那种放浪不羁的生活作风，也的确各有千秋。

　　阮咸和阮籍一样，生平也很鄙视礼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崇尚老庄之说，鄙视种种所谓的繁文缛节；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当代权贵们的一种实际抗议。由于此时的政治主流乃是以礼法为主，主张「以孝治天下」，不同于曹操当时的「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把原本抛弃了的礼法，拿来当成为巩固权位的藉口。阮籍曾愤懑地说：「礼教岂为我辈而设。」而阮咸也在母丧期间，穿著孝服，骑驴去追自己私恋的一个鲜卑婢。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任诞篇】

　　这种超越自古的传统礼制，其实都是对礼法尊严的一大讽刺。因为当时的礼法已经失去它原先的意义。

　　在当时礼法甚严，阮咸纵情越礼，放浪自适、饮酒享乐的行为，或多或少阻碍了他的仕途。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桮斟酌，以大甕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任诞篇】

　　读完此文，其实猪也是天地万物所生，又何必区分地位的高低及卑贱。想想仲容与群猪为甕共饮盛况，也能体会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那种放达不羁的豪气。且阮咸的「达」是任意而为之，随心所欲，较不同于阮籍的「达」是因对世俗礼法无奈而为之，这是他们两个不同之处。

　　然而这些行为，在名教社会，有冲击礼法和解放个性的积极作用。因为在当时，一些礼法之士卑鄙而无气节，名士们的不拘礼法恰好是对礼法虚伪的揭露及抗议。因此，不拘礼法仅只是其一方面的表现，而还有另一方面的表现。

　　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　

　　【赏誉篇】

　　（晋书阮咸传）说：「山涛举典选，曰：『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这对阮咸是很高的评价，阮咸虽不拘礼法，而能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不为外物移心，这乃是老庄玄学之素养，越名教而任自然。这表明不拘礼法乃其表现形式，而贞素寡欲为其内心世界，此乃名士的精神本质。如果仅有不拘礼法，则不过是狂人，是不能成为真正的名士。只可惜，晋武帝仍以阮咸的沈溺于酒乡，不予以重用。

　　二、阮咸与荀勖

　　七贤之中，除了阮籍、嵇康对音乐有深厚的素养外，阮咸也是杰出的音乐天才。他虽然名列「竹林七贤」，但他的文学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反而是因音乐上的成就而为世人所认识。颜延之说他：『达音何用深，识为在金奏』即是赞扬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很高。

　　荀勖善解音声，时论为之闇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夫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

　　【术解篇】

　　阮咸的神解，当比荀勖闇解为高，阮咸是真正了解音韵的，他之所以批评荀勖，本来也是出于好意，希望他能够发现自己的缺点，有所改正。无奈荀勖本人，心高气傲，自以为音乐造诣旷世无敌，面对阮咸的指责，更视为是存心捣蛋，并在晋武帝前进谗言，贬除了阮咸的职位。但也由于这样，而使阮咸在中国音乐史上获得地位。由此可发现，『酒与音乐』正是阮咸生命中的两大精神支柱。

　　三、另一个阮咸

　　如果说，嵇康是当代的操琴名手，那麼阮咸就是当时的琵琶大家。武则天在位时曾有人在古墓中得一铜器，身正圆似琵琶与「竹林七贤图」中的阮咸所弹的那件乐器相似，当朝太常少卿元行冲认为乃晋朝时阮咸所作器也，于是命令属下，改用木头照著这个铜器的形状来制作，弹出来的声音高雅、清亮，再加上阮咸本人善弹此琴，所以这种一度被称为中国琵琶或汉琵琶的乐器，就有了自己专用名称 -----『阮咸』。阮咸又分为大、中、小阮，其实都是同一种，只是大小不一样。

　　四、阮咸作品选

　　１．律议

　　勗所造声高，高则悲。夫亡国知音哀以思，其民困。今声不合雅，惧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长短所致。然金钟磬是魏时杜夔所造。不与勗律相应，音声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时人为之，不足改易。

　　注：

　　勗所造声高：中书监荀勗校太乐，依古尺更铸铜律吕，以调声调，则得高音。

　　２．与姑书

　　胡婢遂生胡儿。

　　注：

　　此是阮咸致姑书中的一句话，原文无专集可查，只在＜世说新语、任诞＞中有关此事的记载。又：＜竹林七贤论＞曰：咸既追婢，于是世议纷然，自魏末沈沦闾巷。逮尽咸宁中，始登王途。而在＜阮孚别传＞中又有记载：咸与姑书後，姑答书曰：鲁灵光＜殿赋＞曰：胡人遥集于上楹，可字曰遥集也。可字曰遥集也。故孚字遥集。

　　五、心得

　　阮咸给我的感觉，是个很有自我风格的一个人，为了自己认为对的事而坚持，顺性而为却又有自己一番的道理，很希望自己也能效法阮咸的精神，在面对事情的挫折时，有其自解之道。

向秀

　　---圣伦

　　一、生平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县人。他虽为竹林七贤之一，却没有阮籍、嵇康、刘伶等耽溺饮酒和放任的行为，他与其他六贤在气质上有著相当的不同。【晋书】本传说向秀「清悟有远识」，他从孩童时起，即和同郡出身的七贤之一的山涛所赏识，但由于山涛与他的年龄有相当的距离，所以彼此并没有深厚的交情，反而与嵇康、吕安较为亲近。当嵇康隐居以锻铁自给时，与他一起工作的就是向秀。可以想见，他们同在一起锻铁时，已不仅是工作上的伙伴，同时更是心灵上的相契吧！【晋书】：「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傍若无人。」

　　他又与吕安同在山阳地方灌园以自给。山阳是嵇康住宅所在之地，可见他们三人交往甚密。但是种田、栽培蔬菜并不是他们的嗜好所在。以田园工作换取生活所需，一旦有了空闲，就相携出游于大自然间，逃脱政治的黑暗樊笼，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虽然他们三人的行止如此亲近，但向秀的性格却是与嵇、吕相异，嵇康傲世不羁，吕安放逸而超迈俗人，向秀则好读书，所以常被他们所嘲笑。三心灵的交流从向秀的【思旧赋】可看出：「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不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

　　二、著作

　　据晋书本传的说法，向秀是喜好老庄之学的，但是从年轻时就喜欢读书的向秀，对儒家思想也是相当有研究的。他二十岁时，曾写过一篇【儒道论】，从他後来的【庄子注】一书中的思想满可以约略猜出，这篇文章大约是想将儒道两家的思想做一调和。（【儒道论】现已失传）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

　　【文学篇】

　　向秀有感于历来读【庄子】的人虽然很多，但为之作注者却很少，便想替【庄子】作注，完成此工作後，请嵇康、吕安批评，看完之後，几乎给予一致的赞叹。可见向秀的【庄子注】确乎超越了有旧家的注解，而直通庄子的心灵，故颜延年的【五君咏】：「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晋书】本传：「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史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今日向秀的【庄子注】已佚失，其中一些佚文散见于张湛的【列子注】中。

　　向、郭的【庄子注】，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哲学著作，也是当时崇有派的代表作品，其中许多观点是和贵无派对立的。这部著作，力图把道家学说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而且，更多地从儒家观点修正了道家的学说。何晏、王弼的贵无学，主张不要干涉门阀世族的特权，使世家大族的利益得以无限地扩张；而何、王的贵无论，到向、郭崇有论的转变，反映了魏晋时期门阀世族的内部争权及发展过程。

　　三、学术思想

　　１．祟有论：在本体论方面，向、郭不赞成贵无派「无能生有」理论，提出了「物各自造」和「造物者无主」的说法。认为万物的形成和变化都是「自己而然」，万有本身就是自足的，在万有自身以外并没有生化万物的独立实体；所谓无，只意味著万有的自生自得；万有都是永恒存在的，虽变万化，终不能归于无。这种学说，否定了道和无生化万物的观点，肯定了万有的实性。但这种学说也同时否认了万有之间在时间上有因果的联系，否认了万物进化的过程。

　　这种崇有论，表现在社会问题上，提出了「天理自然」和「安分自得」的人生观，得出了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结论，认为自然和社会的秩序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物的各种差异和它们所处的各种地位也都是天然合理的；万物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追求自己分外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自由和快乐；无为并非消极无所作为，而是所作所为不应超过自己的本分；圣人身居富贵之位，同样可以享受山林隐士的清高生活等等。所有这些观点，在于论证名教并不违背自然，要求社会各阶层都能于自己的等级名分，以巩固已有的秩序。

　　２．难养生论：向秀的思想之有异于嵇康，尚表现在他的【难养生论】一文中。【养生论】为嵇康的作品，文中主张寡欲养生，而向秀却持反对的看法，他的这种思想是将魏晋时已经盛行的老庄思想中尊重自然的想法加以推广，但是从他的表现和论理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已是站儒家的立场。纵使他对老庄思想有极度的兴趣，但却不曾以此来做为他生活态度的指针。所以，後来嵇康和吕安被处死的事件发生时，他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受到当朝者的注意，准备援引为官。这也是他们思想的歧异之处。曾与司马昭的有过对谈，司马昭当时掌握实际政权。

　　嵇中散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蹉。

　　【世说、言语】

　　（箕山是山名，传说尧要让位给巢父、许由，二者不愿接受，就隐遁在箕山，故箕山之志即隐居之志），即使向秀在处理实际问题和思想与他的两位好友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在互相争论中愈亲密，因此他对于两位死于非命的好友，那种痛惜哀伤之情，是发自本心的。自洛阳归山阳嵇康旧居时，忍不住写下了有名的<思旧赋>，文中所表现暗藏的政治黑暗与恐怖，呈现消极抵抗政治的态度，司马昭死後，向秀仍继续做他的官，只是极不得意。晋书本传说：「後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不任职、容迹而已，可看出他仅挂个做官的空名，还能保持这个空有其位的空名罢了。

山涛

　　---庆和

　　一、生平

　　山涛，字巨源，与向秀同乡是河内郡怀县人，生于汉献帝建安十年死于太康四年，终年七十九，为官三十多年山涛在少年时就有非凡之处。山涛幼年丧父，家境十分贫穷但他却不能不受到恶劣环境的影响而养成开阔的胸襟远大的报复。

　　二、仕宦历程

　　山涛虽在竹林七贤年龄最长，可是很晚才开始为官。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喙，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晋书˙山涛传】他第一次做官大约在正始六年左右没当多久就逃走了。山涛初次入仕时间极短，到正始八年就开始同嵇康、阮籍同做竹林之游。短短的几年隐居生活後，山涛开始了第二次入仕。

　　山涛第二次入仕虽与婚姻有关，但它在此後的三十多年的官场生活，还是对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作用，它为当时的晋朝选取了大量人才，在当官时选贤任人，对自己约束甚严，对于贿款而能一直坚守其节，在那时的政治风气下实属不易。

　　山涛是司马氏政权的骨干力量，所以历代文人从正统观念出发对他有所非议，甚至被後世视为「贰臣」然而就如此断定山涛的评价，不免也失之公平，因为当他在为官期间并未有迫害曹氏成员的记载，更没有杀害过正直之士，而是对有才之人大力提拔，这对社会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拜赵国相，遣尚书吏部郎，文帝与涛书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榖二百斛。【晋书˙山涛传】由上可知山涛在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并没有像一些官僚那样大肆兼并，生活奢华，而是雅操清明。他为朝廷选拔人才，并不营私结党，而是选举任能。

　　山司徒前後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提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

　　【政事】

　　有此可知山涛与其他竹林七贤有其相当的差别在于任官方面，他的积极出仕跟其他人来比的确有一段差距，他曾三次举谏阮咸为吏部郎，虽然嵇康写了与他的「绝交书」但嵇康的儿子嵇绍後来也是由山涛举谏而进入仕途的。

　　山涛一生的宦途生涯几近似十年之久，从四十岁开始任郡主簿，功曹之职，因预见曹爽的被杀而隐居不仕，但是不久之後又即被召回，以後任官于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的三代政权，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得力助手，他与阮籍嵇康不同，他的一生鲜少有反司马氏思想，反而紧密的围绕在司马氏政权左右，并成为司马氏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在他的职历中最重要的是尚书吏部郎吏部尚书尚书仆射等职，这些都是属于吏部的官职，其职权是以派任官吏人事为主，属于中枢性的部门，这必须通晓官界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同时还需有识人的气度，这对一向以自己的政治器识为豪的山涛来说，正是适得其所。

　　三、与其他六贤之差异

　　山涛虽然年轻时崇尚老庄思想加入了竹林七贤之列，可是本质上他却不是一个浪漫的文学家或忘情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拘守世俗礼法的彬彬君子。山涛的性格基本上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真能忘情逍遥世外的人，他还是身在红尘之中有野心想立身扬名于世，只不过因他政治上的远识，使他在政争最厉害的时候避世远遁，一旦机会来了他还是会出仕的，他与嵇康阮籍之交也可说是偶有交会迸出的火花罢。所以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到「足下傍通多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所谓「偶与足下相知耳」正道出了这其中的实情。

　　结论

　　虽然说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史上政治极为不安定的时代，但许多思想文学的花朵在此时却是绽放最美丽的时候，传统的中国政治体系不仅在政治上面实施中央集权统治而且在思想方面也要统治，因此在一般所谓政治修明的时代也是人民的思想最受束缚的时候。

　　在建安到晋初的几十年里，无数的战争及篡弑，人民的生活无可依靠，传统的思想－儒家名教思想－已经无法给人民任何慰藉，更可怕的是在位者更利用名教来杀害文人。而老庄的哲学主张和正合于人民厌倦战争的心理，于是乎老庄思想便开始兴盛起来。

　　在名教儒家和老庄玄学的交流过程里，是从一开始的极度偏向自然而毁害名教到後来利用老庄玄学去调和名教。

　　所谓名教不光只是只有儒家学术思想而言，他所包含的层面是相当广的，中国从春秋以後，儒家的思想深入民间，到了汉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变的不再单纯，政治家为了维持政治上的安定结合儒家思想所谓的五伦思想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而形成一套管制人民的制度，这种统治方式在汉朝达置高峰，任官的标准也变成在于评断个人的德性操守，这种方式在政治修明的时候可以发挥相当强大的作用，知识分子也容易教习惯此制度，但一旦时间久了弊习就会逐渐产生，再加上不幸朝政小人当道，这种名教制度反而成为束缚士人的一种方法。

　　于是乎在魏晋交替的时代，不少文人即公然反对此一虚伪的礼教措施，最著名的就是「竹林七贤」。东汉末年由于朝政腐败，一群士大夫放言高论批评时政得失，当时的人将这种行为叫做清议，然而这种清议遭受到宦官的干涉因而杀害了不计其数的读书人是谓「党锢之祸」，于是乎许多士大夫不少人便心灰意冷，对儒学开始失望而後的思想学术上的变动更为剧烈。

　　曹丕篡汉，司马炎篡魏，许多残酷不人道的事情不断的发生，也因此有许多魏晋的名士像孔融、祢衡、杨修、何晏都是被害死的，许多士人都认为无法匡时济世，只有诈聋扮哑、寄情酒色、相聚谈玄还可以避灾祸由是谈玄之风日盛。魏晋时代是玄学发展极为盛行的时代也因此名教儒学与老庄玄学相互激汤交流，不少有文人更是两方面都经研，西汉末年的扬雄注「太玄经」他以儒家思想折衷于儒家，目的在脱离董仲舒灾易学的，谬论而另建儒道合流的玄学思想就是一个显例。

　　"竹林七贤"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酒谱>>讲述刘伶经常随身带着一个酒壶，乘着鹿车，一边走，一边饮酒，一人带着掘挖工具紧随车后，什么时候死了，就地埋之。阮咸饮酒更是不顾廉耻，他每次与宗人共饮，总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围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猪群来饮酒，不但不赶，阮咸还凑上去猪一齐饮酒。刘伶曾写下<<酒德颂>>一首，大意是: 自己行无踪，居无室，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不管是停下来还是行走，随时都提着酒杯饮酒，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其它人怎么说，自己一点都不在意。别人越要评说，自己反而更加要饮酒，喝醇了就睡，酲过来也是恍恍惚惚的，于无声处，就是一个惊雷打下来，也听不见，面对泰山视而不见，不知天气冷热，也不知世间利欲感情。刘伶的这首诗，充分反映了晋代时期文人的心态，即由于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对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以酒后狂言发泄对时政的不满。另据史料记载，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今邯郸临漳）中，又号“邺中七子”。　　

  孔融(153-208)

　　孔融字文举，其实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后来为曹操所用。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这也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了。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中平初(185),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不合，托病辞归。后辟司空府为僚属，拜中军候，迁虎贲中郎将。献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转为议郎,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为相。兴平二年(195)，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迁献帝都许昌，征孔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在许昌,不满曹操雄诈,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后复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好士待客，座上客满，奖掖推荐，声望甚高。终为曹操所忌，枉状构罪，下狱弃市。孔融为建安七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气息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婉动人。

　　陈琳（？ -- 217）

　　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人，为建安七子之一，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何进为诛宦官而召四方边将入京城洛阳，陈琳曾谏阻，但何进不纳，终于事败被杀。董卓肆恶洛阳，陈琳避难至冀州，入袁绍幕。袁绍使之典文章，军中文书，多出其手。最著名的是《为袁绍檄豫州文》，文中历数曹操的罪状，诋斥及其父祖，极富煽动力，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战,袁绍大败,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与刘桢、应玚、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擅长章奏书记。《饮马长城窟》为他的诗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长城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

　　王粲(177-217)

　　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幼时往见左中郎将蔡邕，蔡邕见而奇之，倒屣以相迎。王粲强记默识，善算术行文；一次与友人共行，读道边石碑，观一遍而背诵之，不失一字。又曾观人下围棋，其局乱，王粲复为重置，不误一道。后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以其为上宾。刘表死后，王粲劝刘表次子刘琮，令归降于曹操。曹操至荆州，王粲赐爵关内侯。魏国始建宗庙，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同拜侍中，共议尊曹操为「魏王」；后因中书令荀攸谏止不行而后忧死，其议遂罢。 在七子中属他的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七哀诗》之一（《西京乱无象》）写他由长安避乱荆州时途中所见饥妇弃子场面，深刻揭示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登楼赋》是荆州时登麦城城头所作，主要抒发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愁恨，富于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赋的名篇。

　　徐干(171-217)

　　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少年勤学，潜心典籍。汉灵帝末,世族子弟结党权门，竞相追逐荣名，徐干闭门自守，穷处陋巷，不随流俗。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又转五官将文学。数年后，因病辞职，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后又授以上艾长,也因病不就。建安二十二年(217)二月，瘟疫流行，亦染疾而亡。主要著作是《中论》，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其情诗《室思》也写的一往情深。

　　阮瑀 (?-212)

　　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诗歌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妙于音律。明人辑有《阮元瑜集》。

　　应玚 （?-217)

　　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东南）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作赋，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玚为将军府文学（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赋数十篇。诗歌亦见长。

　　刘桢 (?-217)

　　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建安七子之一。以文学见贵。建安中，刘桢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与曹丕兄弟颇相亲爱。后因在曹丕席上平视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劳役，后又免罪署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 (217)，与陈琳、徐干、应玚等同染疾疫而亡。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创作方面。今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与。

【文学成就】

  诗歌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辞赋

　　"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散文

　　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作品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评价】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籍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炀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籍《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籍《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籍，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籍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炀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建安文学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占据邺城 （今邯郸临漳）后，在中国北部创造了一个以邺城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曹操倡导“尚刑名”，“尚通脱”，又善属文，爱文士。许多文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如百川赴海，相继奔往邺城，归附到曹氏周围。在这里形成了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为代表的，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战时大多随军，归来习文作诗，探讨文学，歌功颂德，抒发情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相互批评、磋商，共同提高写作水平，发展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建安”是东汉末年献帝刘协的一个年号，东汉末，董卓乱后，军阀割据，战事频仍。长安、洛阳皆废毁。献帝从长安到洛阳，又被曹操迎接到许昌。这一年（即196年）改兴平为建安元年。

　　220年，曹操死，献帝禅位于曹丕。建安文学，通常指从汉末到魏初这个时期的文学，但并非仅限于这25年。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俊才云蒸，作家辈出”，各种文体得到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东汉王朝处在大分裂、大动荡、军阀混战中，在文学上却放射出绚丽的异彩。这是与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因素有关的。

　　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的并称。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

　　在苏轼的众多门生和崇拜者中，他最欣赏和重视这四个人。最先将他们的名字并提和加以宣传的就是苏轼本人。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答李昭□书》)由于苏轼的推誉，四人很快名满天下。

　　《宋史•文苑(六)黄庭坚传》记载：“（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

　　不过“苏门四学士”这一称号只是表明这四位作家得到过苏轼的垂青和指导，接受过他的文学影响，而并不意味着他们或他们与苏轼可以统称为一个文学流派。实际上四学士造诣各异，受苏轼影响的程度有差别，文学风格也大不相同。比如黄庭坚的诗自创流派，与苏轼并称苏黄；秦观的主要成就在词，但是他的词却不走苏轼的路子，作品内容多写抒情，亦有感伤身世之作。风调婉约清丽，辞情兼胜。

苏门四学士之黄庭坚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黄豫章，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 检讨官。后擢起居舍人。绍圣初，新党谓其修史“多诬”，贬涪州别驾，安置黔州等地。徽宗初，羁管宜州卒。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死与宜州贬所。

　　黄庭坚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知于苏轼，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词与秦观齐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龙榆生《豫章黄先生词》。词风流宕豪迈，较接近苏轼，为“江西诗派”之祖。晁补之云：“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 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见《诗人玉屑》）另有不少俚词，不免亵诨。有《山谷词》又名《山谷琴趣外篇》。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齐名，人称“苏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词》。

　　同他的前辈一样，黄庭坚对西昆体也是猛烈攻击的。西昆诗人讲究声律、对偶、辞藻，为了在艺术上摆脱西昆诗人的影响，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就企图在立意、用事、琢句、谋篇等方面作些新的探索。到北宋中叶以后，这百年以上的承平局面和新旧党争的风险，即使许多诗人愈来愈脱离现实；当时大量书籍的刊行，封建文化的高涨，又使他们不满足于寻常典故的运用，而务求争新出奇(注：欧阳修与梅尧臣书，不满意当时人作白兔诗“皆以常娥月宫为说”，苏轼《聚星堂雪》诗“禁体物语”，皆见当时诗人争新出奇的风气，到黄庭坚更变本加厉。)。这样，他们虽努力在诗法上向杜甫、韩愈以来的诗人学习，却未能更好地继承杜甫、白居易以来诗家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摆脱了西昆体的形式主义，又走上了新的形式主义道路。这就是从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的江西诗派。这一派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只因黄庭坚在这派诗人里影响特别大，所以有此称呼。

　　《苕溪渔隐丛话》曾称引黄庭坚的诗说：“随人作计终后人。”又说：“文章最忌随人后。”可见他在文学创作上是有开辟道路的雄心的。然而他的社会接触面较之前辈诗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远为狭小，长期的书斋生活与脱离现实的创作倾向使他只能选择一条在书本知识与写作技巧上争胜的创作道路。他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又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胡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倾向。那么怎样取古人陈言点铁成金呢?就是根据前人的诗意，加以变化形容，企图推陈出新。他称这种作法是“脱胎换骨”，是“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是“以腐朽为神奇”。比如王褒《僮约》以“离离若缘坡之竹”形容那髯奴的胡须。黄庭坚《次韵王炳之惠玉版纸》诗：“王侯须若缘坡竹，哦诗清风起空谷。”进一步用空谷的清风形容王炳之那闻声不见嘴的大胡子，就有了新的意思。又如后人根据李延年《佳人歌》，用“倾城”、“倾国”形容美色，已近俗滥。黄庭坚《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诗：“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意思就深了一层，而且符合于这些文人的雅趣。这些运用书本材料的手法，实际是总结了杜甫、韩愈以来诗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的。他同一般低能文人的慕拟、剽窃不同之处，是在材料的选择上避免熟滥，喜欢在佛经、语录、小说等杂书里找一些冷僻的典故，稀见的字面。在材料的运用上力求变化出奇，避免生吞活剥。为了同西昆诗人立异，他还有意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连向来诗人讲究声律谐协和词彩鲜明等有成效的艺术手法也抛弃了。象下面这首诗是比较能表现他这一方面的特点的。

　　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风月笛，玉堂云雾窗；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诸人方嗤点，渠非晁张双；袒怀相识察，床下拜老庞。小儿未可知，客或许敦庞；诚堪婿阿巽，买红缠酒缸。

　　——《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次韵道之》

　　这是他答和苏轼的一首诗。开首四句说他的诗没有苏轼那样阔大的气象。中间十二句写苏轼对他的赏识，同时表现他的傲兀性格，象倒在涧壑里的枯松，波涛推不动，万牛挽不前的。结四句说他儿子或可以同苏轼的孙女阿巽相配，言外之意即说他的诗不能同苏轼相比。这正是后来江西派诗人说的“打猛诨入，打猛诨出”，用一种诙谐取笑的态度表示他们的情谊。这诗从用字、琢句以至命意布局，变尽建安以来五言诗人熟习的道路。然而比之曹植赠丁仪、沈约寄范云、杜甫赠李白等诗篇，黄庭坚虽然字敲句打，作意出奇，却仍未能有效地表达他的真情实感。

　　当然，作为一个开创诗流派的艺术大匠，黄庭坚的诗并不是每篇都这样生硬的。当他受到真情实境的激发，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刻意好奇的习气时，依然能够写出一些清新流畅的诗篇，象下面的例子。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入瞿塘滟预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登快阁》

　　前人论宋诗，每以苏黄并称。苏诗气象阔大，如长江大河，见起涛涌，自成奇观；黄诗气象森严，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望而生畏，在艺术上各自创造了不同的境界。然而黄庭坚的成就究竟不能同苏轼相比，因为他的诗虽能屏除陈言滥调，形成一种以生新瘦硬为其特征的风格，但仍无法掩盖他生活内容的空虚和脱离现实的倾向。

　　宋诗最初形成反西昆的流派，是由于当时作者如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的面向现实，以诗配合他们的政治斗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黄庭坚论诗说：“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又说：“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领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愤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显然，这是取消了诗歌的战斗作用，其结果必然要走上脱离现实、片面追求艺术技巧的道路，偏离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方向。

　　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瘗鹤铭》书体的启发，行草书形成自己的风格。黄庭坚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结构上明显受到怀素的影响，但行笔曲折顿挫，则与怀素节奏完全不同。在他以前，圆转、流畅是草书的基调，而黄庭坚的草书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使线条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成为北宋书坛杰出的代表，与苏轼成为一代书风的开拓者。后人所谓宋代书法尚意，就是针对他们在运笔、结构等方面更变古法，追求书法的意境、情趣而言的。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等被称为宋四家。

　　黄庭坚对书法艺术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大都散见于《山谷集》中。他反对食古不化，强调从精神上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强调个性创造；注重心灵、气质对书法创作的影响；在风格上，反对工巧，强调生拙。这些思想，都可以与他的创作相印证。

　　黄庭坚的书法，小字行书以《婴香方》、《王长者墓志稿》、《泸南诗老史翊正墓志稿》等为代表，书法圆转流畅，沉静典雅。大字行书有《黄州寒食诗卷跋》、《伏波神祠字卷》、《松风阁诗》等，都是笔画遒劲郁拔，而神闲意秾，表现出黄书的特色。草书有《李白忆旧游诗卷》、《诸上座帖》等，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动隽逸,在继承怀素一派草书中,表现出黄书的独特面貌。此外黄庭坚的书法还有《伯夷叔齐墓碑》、《狄梁公碑》、《游青原山诗》、《龙王庙记》、《题中兴颂后》等。

　　《经伏波神祠诗》，行书墨迹，纸本，46行，每行字数不一，共477字。原迹现在日本。此诗帖，洋洋数十行，挥洒自如，笔笔精到，气势开张，结体舒展，范成大评“山谷晚年书法大成，如此帖毫发无遗恨矣，心手调合，笔墨又如人意。”此帖正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境况下的经意之作，具有黄庭坚书法艺术的特点，是黄庭坚晚年的得意之作。

苏门四学士之秦观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少游，号淮海居士。高邮人。北宋文学家。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曾任太学博士（即国立大学的教官）、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政治上倾向旧党，哲宗时“新党”执政，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徏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至藤州而卒，颇得苏轼赏识。秦观生性豪爽，洒脱不拘，溢于文词。20岁，作《浮山堰赋》。24 岁，作《单骑见虏赋》，为世人所重。其散文长于议论，《宋史》评为“文丽而思深”。其诗长于抒情，敖陶孙《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他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代表作为《鹊桥仙》（纤云弄巧）、《望海潮》（梅英疏淡）、《满庭芳》（山抹微云）等。《鹊桥仙》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被誉为“化臭腐为神奇”的名句（见《蓼园词选》）。《满庭芳》中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被称做“天生的好言语”（《能改斋漫录》引晁补之语）。张炎《词源》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生平详见《宋史》卷四四四。著有《淮海集》40卷、《淮海词》（又名《淮海居士长短句》）、《劝善录》、《逆旅集》。又辑《扬州诗》、《高邮诗》。其《蚕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蚕桑专著。又善书法，小楷学钟、王，姿媚遒劲可爱，草书有东晋风味，真、行学颜真卿。建炎四年（1130），南宋朝廷追赠秦观为“直龙图阁学士”。高邮文游台、秦观读书台、《秦邮帖》石刻、扬州云山图、“淮东第一观”石刻，保存至今。

苏门四学士之晁补之

　　晁补之（1053—1110年），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宋史·晁补之传》云：晁补之为“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悫之曾孙也。父端友，工于诗。”从这几句简短的记载里，可知晁补之生长在士宦之家、书香门第。他从小就受到家庭良好的文化熏陶，加上他聪敏强记，幼能属文，日诵千言，故早负盛名。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进士，授澶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间调京，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后派任扬州通判，又召回秘书省等职。绍圣初，出知齐州，后来因修《神宗实录》失实罪名，连贬应天府、亳州、信州等地。宋徽宗立，召拜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崇宁追贬元佑旧臣，出知河中府，徙湖、密等州，后退闲故里，啸傲田园。晚年起知泗州。死于任所。

　　晁氏为北宋名门，文学世家。高祖晁迪，赠刑部侍郎。曾祖晁宗简为尚书刑部郎中，知越州，赠特进吏部尚书。又高叔祖晁迥，宋真宗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太子少傅。迥子晁宗悫官至参知政事，可谓名重一时。补之族叔晁端礼（1046—1113），字次膺。一作元礼。词人。常与补之唱和。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进《并蒂芙蓉》词，得徽宗称赏，于是以承事郎为大晟府协律。“与万俟雅言（咏）齐名，按月律进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未及供职即病逝。著有《闲适集》、《闲斋琴趣外篇》。由于世族的逐渐衰落。补之父晁端友仅做过上虞令、新城令之类小官。

　　补之堂弟晁冲之（生卒年不详）字叔用。诗人。早年师事著名诗人陈师道，隐居阳翟（今河南禹县）具茨山。为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所列26人之一。其诗“专学老杜诗”。（《紫微诗话》）笔力雅健，风格高古，为刘克庄、王渔洋等诗家所称赏。有《晁具茨先生诗集》15卷。其子晁公武（约公元1105—1180年），字子止，人称昭德先生，是宋代著名学者、目录学家、藏书家，所著《郡斋读书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藏书目录。补之从弟晁咏之（生卒年不详），字之道，少有异才，深受苏轼赏识，著有文集50卷，已佚。其他，如其从叔晁端淑、从弟晁说之等，皆有文名。

　　晁补之少时即受到苏轼知赏，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晁补之19岁时（《宋史》本传云时年17，误），从父游宦杭州，观览钱塘风物之盛丽，山川之秀异，于是写了《七述》一文。此时，大文学家苏轼正做杭州通判，喜欢杭州美景，欲作杭州赋。晁补之以《七述》谒见苏轼，苏轼“读之叹曰：‘吾可以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宋史》本传），具体原文为“于文无所不能，博辩俊伟，绝人远甚。”（《晁君成诗集引》）　

　　晁补之在诗、文、词诸方面均有所建树，《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鸡肋集》提要说：“今观其集，古文波澜壮阔，与苏氏父子相驰聚，诸体诗俱风骨高骞，一往逡迈，并驾于张、秦之间，亦未知孰为先后。”又卷一百九十八《晁无咎词》提要云：“其词神姿高秀，与轼可肩随。”胡仔在《苕溪渔隐坐话前集》卷五十一中则特别提出：“余观《鸡肋集》，惟古乐府是共所长，辞格俊逸可喜。”

　　晁补之诗以古体为多，七律次之，其诗善学韩愈、欧阳修，骨力遒劲，辞格俊逸。也有失于散缓，散文化倾向较显著。今存词160余首，风格与东坡词相近，但缺乏苏词的旷达超妙。写景、咏花、赠和、悼亡而外，还多写贬谪生涯和田园风光，而绮艳语较少。有的篇章气象雄俊，追步东坡，如《摸鱼儿·东皋寓居》、《水龙吟·问春何苦匆匆》等篇，词气慷慨，笔如游龙，为后来名家所竞效，有人认为亦是辛弃疾词所本。晁词时有健句豪语，如“牙帐尘昏余剑戟，翠帷月冷虚弦索”（《满江红·次韵吊汶阳李诚之待制》），但缺乏苏词的旷达超妙，而趋于凄壮沉咽。

　　他的诗风与耒来接近，而且以乐府诗见长。他的乐府诗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如《豆叶黄》：蒹葭苍，豆叶黄，南村不见冈，北村十顷强。东家东满箱，西家未上场。豆叶黄，野离离，鼠窟之，兔入畦。豕母从豚儿，豕啼豚咿咿，衔角复衔箕。豆叶黄谷又熟。翁媪衰，�苊又唷６挂痘疲�叶黄不独豆。白黍堪作酒，瓠大枣红皱。豆叶黄，穰穰何朊朊，腰镰独健妇，大男往何许？官家教弓刀，要汝杀贼去。这是一幅农村的风俗画，它画出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和负担的沉重。另一首著名的长篇歌行《芳仪怨》，是写南唐后主李煜的妹妹入宋后嫁孙某，又在宋辽战争中被辽圣宋所掳，封为芳仪的悲剧：“秦淮潮水钟山树，塞北江南易怀土”，“国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云信流传”，辞句凄宛动人，当时曾传诵一时。

　　晁补之的词风颇能追步苏轼。如《洞仙歌·填卢仝词》就是效法苏轼的《哨遍》之隐括陶潜的《归去来辞》的。《摸鱼儿·东皋寓居》则被公认为其代表作：“买陂塘，旋载杨柳，依稀淮岸湘浦。东皋嘉雨新痕涨，沙嘴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独舞。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青绫被，莫忆金闺故步，儒冠曾把身识破。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试觑，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幕。”

　　此词先是描述归来园的清丽景色，充分呈现啸傲风月、寄兴诗酒的意趣襟怀；过片转而悔痛年轻时徒然为馆阁侍臣消磨岁月，接着迭用旧典坐实儒冠误人，一时的荣华显赫也不足恃，总不如归隐高蹈。证诸有关史实及他的生平，就会明白晁补之心中实在是积郁着一股不易消解的愤懑，所以才激出“功名浪语”的反笔，质率径直，酣畅奔泻，以气象的阔大见长，全然不同于传统艺术规范的密丽婉曲。故《气概》卷四说：“无咎词堂庑颇大，人知辛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阕为后来名家所竞效，其实辛词所本，即无咎《摸鱼儿·东皋寓居》之波澜也。”此外，如《一丛花·十二叔节推以无咎生日，于此声中为辞，依韵和答》二首，简直同《摸鱼儿》如出一辙，只不过有些句子情绪更加激切，吐属更为率直发露，犹似骨鲠塞喉，尽出方快。这与含蓄曲幽、婉而不露的流行风格实在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说晁补之属豪放词家，师承苏轼，只是就其主导倾向而言，实际上，晁补之全部词章中，伤春惜别、相思忆旧之传统题材的作品仍占约半数之多，并颇具清新蕴藉韵味与柔丽绵邈情调，合乎词的当行本色。如他的《引驾行·梅精琼绽》一词，起首说春光满园，人却独自落泪，中间略事点染，歇拍便揭示出“忆年时，把罗袂”的缘由：全在旧情难忘啊！过片转过笔意呼应，只写了恋人留在印象最深处的一个细微动作，则她的风采便跃然可见。那艳红的樱桃仿佛一根基线，将今春与去春连缀起来，韵华依然，芳姿历历能迹，人竟一去无音讯，当时的离别实出无奈，但此情有谁知，又堪向谁人道呢！全词用铺叙手法，章法缜密不懈，不作大幅度跨跃摇曳，率拙间饶见浑厚气，表现出作为驾驭长调的能力，得益于柳永处实多。

　　又如《鹧鸪天》，上阕先以“欲上面湖”虚似，暗示蛰居贬地的苦闷，随之点明“还思”齐州风物景光的本旨，见出眷念挚情。下厥慨喟年华渐老去，犹自连蹇仕途，以后纵或有幸重游旧境，只怕也没有当时豪兴了。词中即景言情，于轻歌微吟间透出流连迟回的惆怅，虽淡淡，却余味缭绕不尽，全在情思的厚重真切。

　　其散文成就高于诗，风格温润典缛，流畅俊迈。吴曾认为四学士中，“秦、晁长于议论”，张文潜有“晁论峥嵘走珠玉”之句（《能改斋漫录》卷十一）。他的记叙体散文，如《新城游北山记》、《拱翠堂记》等，或即景抒情，描摹真切；或借事寓理，叙议交织，均可看出苏（轼）文的影响。著有《鸡肋集》70卷，其中诗赋23卷，杂著散文47卷，有《四部丛刊》本。

　　他的散文擅长描绘山林景物，名篇有《照碧堂记》、《拱翠堂记》、《有竹堂记》等，而以《新城游北山记》最为脍炙人口：“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渐深，草木泉石渐幽，初犹骑行石齿间。旁皆大松，曲者如盖，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松下草间有泉，沮洳伏见，堕石井，锵然而鸣。松间藤数十尺，蜿蜒如大螈。其上有鸟，黑如鸲鹆，亦冠长喙，俯而啄，磔然有声。稍西，一峰高绝，有蹊介然，仅可步。系马石嘴，相扶携而上，篁筱仰不见日，如四五里，乃闻鸡声。有僧布袍蹑履来迎，与之语，愕而顾，如麋鹿不可接。顶有屋数十间，曲折依崖壁为栏楯，如蜗鼠缭绕乃得出。门牖相值，既坐，山风飒然而至，堂殿铃铎皆鸣，二三子相顾而惊，不知身之在何境也。”晁氏善于继承柳宗元写山水游记的传统，风格峭刻峻洁，语言凝练简朴。此文可见一斑。

　　《宋史·气文志》曾录有晁补之《左氏春秋传杂论》一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鸡肋集》一百卷和《晁补之集》七十卷。这些集子在宋徽宗崇宁二年均遭禁，现存的仅有《鸡肋集》七十集，其中诗赋二十三卷，散文杂著四十七卷，系补之从弟晁谦之于绍兴七年编成刊行于建阳。有明晁瑮本、明嘉靖三十三年重刊宋庆元五年黄汝嘉本、明崇祯八年顾凝远诗瘦阁依宋本重刊本、四部丛刊本。另补之间现存一百六十余首，有明毛晋汲古阁刊《晁氏琴趣外篇》六卷本、旧钞《鸡肋集词》一卷本、旧钞《晁补之乐府》一卷本、清道光十年晁氏裔孙贻端刊《晁氏丛书》本、涵芬楼刊林大椿七卷本、吴昌绶煦楼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本，龙榆生《苏门四学士词·晁氏琴趣外篇》校点本等。

苏门四学士之张耒

　　张耒，字文潜，号柯山，生予北宋至和元年(1054)，殁于政和四年(1114)，享年六十一岁。他是宋代著名的诗人，“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中辞世最晚而受唐音影响最深的作家。因其曾担任过起居舍人，所以人又称其张右史；因其晚年居陈(今河南淮阳)，陈地古名宛丘，所以人亦称其宛丘先生；因其仪观甚伟，魁梧逾常，所以人复称其“肥仙”。

　　张耒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后迁居楚州(今淮安)。他在《思淮亭记》中称“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壮，习于淮而乐之。”祖父任职于福建，父亲中进士后，游宦四方，官至三司检法官，因亲老，乞请离京做吴江知县。母亲李文安。外祖父李宗易先以著作佐郎为谯县知县，历官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事，仕至太常少卿，以诗文名世，长于写诗，深受当时的大诗人晏殊的赏识。正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张耒从小就受着正统的封建诗礼的熏陶，加之受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即表现出对文辞的灵感，“十有三岁而好为文”(《投知己书》)，十七岁作《函关赋》，传诵人口。此后，他游学于陈州，得到当时在陈为学宫的苏辙的厚爱。熙宁四年(1071)，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前，来陈州与其弟话别，张耒得以谒见苏轼，颇受青睐，自此便成为苏氏兄弟的门下客，并在东坡引荐下，应举姑苏。熙宁六年(1073)，即张耒二十岁时，由神宗亲策为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今安徽泗县)主簿，开始步入仕途。熙宁八年，苏轼在密州修“超然台”，张耒应约写了《超然台赋》苏轼称他“超逸绝尘”，有秀杰之气，“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答张文潜书》)，这是他们诗文交往的开始。与此前后，张耒与秦观、晁补之也有诗文唱和，结为知交。

　　熙宁六年至元丰八年(1073-1086)，张耒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地方官，并因秩满改官不断，往来京洛间，为政特别辛劳。“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悼逝》)，“飘然羁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归”(《上蔡侍郎书》)说的就是这段经历。张耒为官清廉，他本想凭着他那微薄的俸禄养其亲小，淡泊平生，然厄运频频而至，他的父母、前妻相继谢世，家境每况愈下，经济拮据，生活困窘。

　　元丰八年4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反变法派司马光，苏轼、苏辙相继奉调晋京。元祐元年(1086)大臣范纯仁荐举张耒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这次被荐参加考试的还有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由翰林学士苏轼命题，考试结果三人同被拔擢，张耒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历任著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直到起居舍人。元祐二年(1087)春，苏轼主持礼部贡举，张耒被聘为读卷官，入试院检点审阅举子试卷。元祐三年(1088)，秦观被召到京师，任太学博士，校正秘书，亦入苏轼门下。在暇日与张耒或举酒欢宴，或同游京都名胜，诗文酬唱，作画题跋，互相砥砺，共受苏轼薰沐。这是他们难以忘怀的欢乐年代，也是北宋文坛上的盛事。他们“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贵”。馆阁八年，张耒有缘披览国家藏书，过着“图书堆枕旁，编简自相依”的生活，其文翰学术也日有进益。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得势，竭力报复元佑旧臣，随着苏轼等人的被贬，苏门弟子也受到株连。绍圣元年(1094)，张耒在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今镇江)任上，徙宣州(今宣城)}绍圣四年(1097)贬黄州(今湖北黄冈)酒税监督，再贬复州(宋地名，在今广西境内)监竟陵郡酒税。元符二年(1099)起为黄州通判。宋徽宗即位，四十七岁的张耒一度内召为太常少卿，后又被启用为兖州、颍州(今阜阳)知州，但为时都很短促。当时苏轼自海南迁内地，张耒赋诗相庆；“今晨风日何佳哉?南极老人度岭来。此翁身如白玉树，已过千百大火聚。”不久，噩耗传来，苏轼于途中卒于常州。张耒在颍州举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师。未想竟触怒了上方，于崇宁元年(1102)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别驾，安置于黄州，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内第三次被贬到那里，他在黄州先后共住了七八年，作为逐臣，他不得住官舍和佛寺，只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荒树枯木，蓬蒿满眼，自然令人惆怅莫名，但“江上鱼肥春水生，江南秀色碧云鬟”，倒也给他不少安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柯山脚下，张耒与苏轼弟子潘大临结为紧邻，两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节。据载，当时的郡守瞿汝文怜其家贫，欲为其购买一份公田，以种植豆粟蔬菜等，贴补家用，张耒敬谢不取。正是此地的哀和乐使他难以忘怀，故他自号为“柯山”。

　　崇宁四年(1105)，秦观的儿子自藤州(今广西藤县)奉父柩归葬扬州，路过黄州时张耒临江祭奠，他为好友的“窜身瘴海，卒仆荒陋”而痛哭失声。泪水未干，黄庭坚又相继去世。崇宁五年，宋徽宗诏除一切党禁，张耒才得任便居住。这年冬天，他自黄州经颍州，回到故乡淮安，大约住了一年多时间。大观年间，移居陈州，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由于晚年长期赋闲，他贫病交加，《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云，“肉似闻韵客，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补衣裾。已病药三暴，辞贫饭一盂。长瓶卧墙角，短褐倒天吴。宵寐衾铺铁，晨饮火数珠。”可以想见他当时已衣食不继，三月不知肉昧了。

　　尽管政治环境是如此恶劣，生活是如此困穷，但诗人并没有向腐朽的蔡京集团屈服。以闻道苏轼自负，终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击也不后悔，且引为人生最大的志趣。诗人就这样坚持着，继苏辙和晁补之谢世之后，也在寂寞和痛苦中死去，据乾隆《山阳县志》载，葬于故土淮安“治北七里”。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文潜三子：秬、秸、和，皆中进士第。秬、秸在陈死于兵。和为陕西教官，归葬二兄复遇盗见杀。文潜遂无后，可哀也。”

　　张耒平生仕途坎坷，屡遭不幸，可他从未忘怀操写诗文。其著作被后人多次雕版印行，名为《柯山集》、《张右史文集》、《宛丘集》等，今人李逸安、孙通海、傅信三人编辑的《张耒集》，收诗约二千三百首，散文、史论、议论近三百篇，真可谓洋洋大观矣!其诗早年体制丰腴，音节浏亮，东坡称之“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音”，晚岁落其华，趋务平易，酷肖白乐天(居易)、张文昌(籍)，一时独步吟坛；其文则雄深雅健。纤秾瑰丽，无所不有，蔚然成家。

　　由于他自己早年生活穷困，颠沛流离，后又屡遭贬谪，长期任地方卑官，对社会现实体察甚深，因而对劳苦百姓的关心也颇切，如在《劳歌》一诗中对那些“筋骸长彀”、“半衲遮背”的“负重民”以怜悯；在《和晁应之悯农》一诗中对那些“夜为盗贼朝受刑”的“南山壮儿”以同情等等，等等。也正因为其“哀哉天地间，生民常苦辛”(《粜官粟有感》)的悯农意识，才使他在政治观点上追随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在实践中则主张富国强民，改革弊政，以减轻人民负担，这与司马光等人纯粹的因循守旧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与此同时，面对辽、夏对北宋的侵凌，他也积极主张开边御敌，建立奇功。他的《少年行》、《昭陵六马》、《听客话澶渊事》等无不洋溢着一股勃郁的爱国主义精神，读来令人感奋不已。

　　张耒对诗文创作亦有他自己的观点，其核心则是以理为主，辞情翼之。“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顺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涟，鼓为波涛，激之为风飙，怒之为雷霆，蚊龙鱼鳖，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水之初，岂若是哉!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宋史》本传)。又云：“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贺方回乐府序》)，一时之学者奉为至言。平心而论，强调在创作过程的发抒真情、笔随意驱，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而且的确也是把握了文艺创作的规律，但一味地否认构思、修饰、琢磨、锤炼等在创作过程中的必要性，则又不免矫枉过正。作者本人的创作也正因了其自立的樊篱，因而多少显得肌理有余而文采不足，略嫌枯槁相。其创作成就前未及东坡(苏轼)，后不如放翁(陆游)，痼或即是。

　　南宋高宗即位后，下诏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赠张耒集英殿修撰，诰词说：“四人以文采风流为一时冠，学者欣慕之及继述之”。既概述了张末等人的影响，又肯定了其文学成就，终于使张耒等巨名昭彰，流芳千秋。

一、寒儒世家

　　郑板桥的一生，和“落拓”有关。早年生活，他就以“落拓”为题，叙述自己“乞食山僧庙，缝衣歌妓家”，又说自己是“落拓扬州一敝裘”。到了中年，境遇改善了，他的同学顾于观仍然称他“有才终落拓，下笔绝斑斓”。还是一个“落拓”。晚年辞官，朋友们更是直言不讳地说他落拓，王文治云：“板桥道人老更狂，弃官落拓游淮阳”，后来的凌霞在《扬州八怪歌》中则以落拓概括板桥一生，说是“板桥落拓诗中豪，辞官卖画谋泉刀”。①不过，早年的落拓和晚年友人心目中的落拓涵义不完全相同。晚年的落拓当指放浪不羁，而早年的落拓，明显地，是说的穷困潦倒。

　　板桥直率，他不象李复堂，总是说自己的祖先如何阔气。郑李两人同时代、同乡里，后来回为县官，同有画名，两人的感情极好。但是说到家庭，李则夸耀是“神仙宰相之家”，郑则自述“初极贫”，走的两个极端。其实，兴化李府过去固然阔过，但是到李复堂的父辈，则早已衰落了。兴化郑宅固然穷，但先祖拥有家奴契券，到了他的父辈，尚能糊口供子女读书，穷也未穷到“极”的程度。

　　兴化有三郑，一为糖郑，一为铁郑，看来都是手艺人；还有一郑，就是板桥郑。板桥郑为读书人家，今日兴化“板桥故居”门外，依然可见“古板桥”一座。遗憾的是，这座桥在清代后期已经“易板以砖”，现在则是易砖以水泥了。板桥先世，三代都是读书人；曾祖新万，庠生；祖父清之，儒官；父亲立本，廪生。“儒官”何官？李一氓收藏的一幅板桥手迹，自述上溯三代，说明祖父“未仕，未经受封”。②可见三代未仕。

　　庠生、廪生都是俗说的秀才，廪生还可以领点象征性的补贴，但不足以养家活口。养家活口的来源一是靠产业，二是靠教书。郑家的祖田有多少？板桥日后为官，在他认为属一生中“稍稍富贵”的时候说：“将来须买田二百亩，予兄弟二人，各得百亩足矣！”百亩足矣，可见困顿的早年，家中的田产大大少于百亩。家中的房屋也少，早年还没有奴仆。《七歌》中写他幼年母亲汪氏有病，病中依然要为他喂奶，还要半夜扶病起床，一边咳嗽不止，一边哄他入睡。母亲死了，才不得不请来一位乳母费氏。一度时期，郑家穷得不能供给费氏饮食，这位乳母只得回家吃饭，然后再来郑家服务。看来，郑父立庵先生教书为业，收入是颇菲薄的。我们说，板桥先生出生穷儒世家，这就是说，他的家庭长期以来介于穷苦的农民与士绅之间，温饱常常很难维持，但是挣扎着维持这书香门第。“东邻文峰古塔，西近才子花洲”。油漆剥落的大门上贴的这副对联，曲折地反映着住宅的主人公不堕青云之志。这类家庭的子弟求得光耀门庭，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南闱高中，谋个官职；如果学无所成，连个生员的资格也未能取得，就无法取得官准的从事教书职业的资格，就要下降到贩夫走卒、佣佃人家的行列里去了。这样的家庭促使早年的板桥发愤自雄，但是幼小的心灵所承受的压力则是沉重的。

　　板桥是个描写贫穷的能手。他的诗词，不管是少年还是老年，都有种洒脱豪放的风格，唯独在描写贫穷时，总是工笔描摹，凄楚动人，催人泪下。这和他青少年时代一直在困苦中煎熬的生活阅历是有很大关系的。他这样写食不果腹：

　　时缺一升半升米，儿怒饭少相触抵。（《七歌》）
　　清晨那得饼饵持，诱以贪眠罢早起。（《七歌》）
　　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教馆诗》）
　　乞食山僧庙，缝衣歌妓家。（《落拓》）

　　饥与寒是连在一起的。关于衣被不全的情形，他写道：

　　布衾单薄如空橐，败絮零星兼卧恶。（《七歌》）
　　萧萧夜雨盈阶戺（shì），空床破帐寒秋水。（《七歌》）
　　琐事家贫日万端，破裘虽补不禁寒。（《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天子》）

　　衣食不全，有时候连烧草也没有，冷锅冷灶，门前又不时响起催债者的声音：

　　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七歌》）

　　家庭如此贫困，只好进当铺，卖家藏什物：

　　谁知相慰藉，脱簪典旧衣。（《贫士》）
　　今年父殁遗书卖，剩卷残编看不快。（《七歌》）

　　家中处于如此困境，只好外出谋生：

　　十载名场困，走江湖盲风怪雨，孤舟破艇。（《答小徒许樗存》）
　　几年落拓向江海，谋事十事九事殆。（《七歌》）

　　男儿七尺之躯，上不能赡养长老，下不能供养妻儿，出门觅财，归来依旧两袖空空，于是：

　　归来对妻子，局促无威仪。（《贫士》）
　　千里还家到还怯，入门忸怩妻无言。（《七歌》）

　　生活的煎熬给了板桥躯体以痛楚，但是，比较起来，灵魂的痛楚也许是更为沉重的。

　　30 岁左右，他的犉儿夭逝了，在小小的坟茔前，年轻的父亲流着泪，仍用往日喂食的汤匙，盛满薄粥，悲怆地呼唤地下的犉儿用他的小嘴就食。他最担心的却是穷儒之家的小孩死后也是小小的穷鬼，无力应付荒途野鬼的勒索。他揪心地唱道：

　　坟草青青白水寒，孤魂小胆怯风湍。荒涂野鬼诛求惯，为诉家贫楮镪难。（《哭犉儿五首》）

　　我们的主人公早年就是在这样衣食不周、生活来源缺乏充分保证的拮据状态中度过的。长期的穷困生活形成了板桥往往事不如人的自卑心理，也形成了由于地位卑微而产生的敏感的自尊，进而形成他的为世人侧目的狂傲的性格。这种被压抑的心态如果仅仅表现为一己的叹苦嗟贫，一旦地位变化，便会忘乎所以，那也不过是凡夫俗子，没有多少深刻的意义。可贵的是，我们的主人公从早年的贫困生活中领悟了人生哲理，终其一生能够推己及人，对于穷困者充满同情，对于为富不仁者深恶痛绝。在自己“稍稍富贵”的时刻念及过去，处处检点自己，他把早年的这段贫穷经历当作财富，这是板桥的可贵处，也是板桥高人一着的地方。

二、家塾——郝家村——毛家桥

　　板桥用过一方印，叫做“雪婆婆同日生”。这是一位杭州人帮他刻制的。③主人公自述兴化俗以十月二十五日为雪婆婆生日，他于这一天出生，故有此印。他出生的这一年是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岁在癸酉。他的童年，看来身体不十分强健，后来他在《怀舍弟墨》里说：“树大枝叶富，树小枝叶贫。况我两弱干，荒河漫草滨。”这也可以从体质的柔弱方面来理解。他的父亲立庵为生计所苦，母亲多病，在他三岁时便病逝了。他们生下的孩子先天不足，营养不佳是可以想见的。板桥属兴化郑姓东门一支，这一支或与这一支关系切近的，据板桥日后述及，有南门6 家、竹横港18 家，下佃1家，还有一位在村中属于叔祖辈的孤儿。在这些亲戚中间，没有什么豪富显贵。板桥还有一方印章，叫“麻丫头针线”，麻丫头便是他的乳名。郑氏人丁不旺，板桥自幼又体弱，父母取此丑名，贱名，无非是希望他能够不为病魔所夺，把郑氏的香烟延续下去。至于“麻”，至于板桥一再宣称的容貌“寝陋”，有人认为可能是皮肤过黑，有人认为确有若干麻点。参照关于板桥的数幅画像，似乎根据并不充分。幼贫说是“极贫”，容貌不够出众一再说成寝陋，人讳言之我极言之，都是板桥狂放的一种反映。越是貌寝陋，越是有那么多女子钟情于他，麻丫头的“针线”越是为人珍藏，识者自能领略主人公从朱红色彩中透出的一股怨气与傲气，而不必认真地去数他当日脸上有几粒麻子的。

　　板桥幼年读书，自述“随其父学，无他师也”，这里可以看出郑宅的贫穷。富贵人家尽管长者学问渊博，但都是要延师教子的。要取得教育的成功，君子易子而教，古有明训。郑宅不然，立庵先生教馆糊口，板桥的生母汪氏在他三岁时病逝，继母郝氏持家，饔飧难继，于是不得不由立庵先生承担起慈父与严师的双重责任。兴化民间有一则传说，说夏甸有个农民叫夏四的请郑先生写一张契据，说明要卖一部风车给郑五，请郑先生在契约上写明风车的情形。先生说要写五六百字，要板桥磨墨。小板桥听了摇头说：“二十字够了，何必五六百字呢？”众人诧异，问他20 字如何立据，这时，只听小板桥脱口说道：“李四有风车（兴化土语，车、差同韵），卖给郑五家，竖起转三转，一件也不差。”众人大惊，叹为神童。还说，郑板桥家隔壁有个铁匠铺。儿童启蒙认字以后，便要对对子，立庵先生看着隔壁的铺子给学生们出了个“两间东倒西歪屋”的上联，板桥脱口对出“一个千锤百炼人”的下联，又是使众人大惊，觉得这孩子了不得。所有这些，别人津津乐道，而板桥先生早就劝人不必妄传，因为他自己“幼时殊无过人处”。不过，铁匠铺的那副对子确是妙对，十分贴切，流传至今，许多人认为很象是板桥的口气。

　　科举时代的学塾授业，大抵有启蒙、读经、举业三个阶段，也就是初、中、高三个层次吧。板桥学塾读书，直到成年以后，总计在十年以上，可见随父受到的是比较完备的教育。他自述幼年读书“自刻苦、自愤激、自竖立”，显得十分用功。板桥自创“六分寸书”，传世极多，可是最近不断发现他早年的楷书，工整挺秀。上海陆平恕先生收藏他的一幅《秋声赋》，可能便是早年的旧作。④他读经也是十分用功的，后来的《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书寄舍弟墨》可以看成是他读经的心得笔记。儒家典籍浩如烟海，板桥由博返约，取精用宏，提出要在“终身受用不尽”的一批书上下功夫，“刻刻寻讨贯串”。其他的书，在他看来，是都该烧掉，或者逃不了“不烧之烧”——被人遗忘的命运的。能有这样精采的议论，早年在学塾中不用功读经，没有广泛涉猎的底子，是万万不可能的。至于举业，通常所说学做八股文、学做试帖诗，板桥在他的慈父严师的指导下，自然又是下了一番功夫。没有这块敲门砖，日后成不了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但是，令人费解的是，望子成龙的立庵先生，在板桥传世诗文里的形象，远不如他三岁即逝的母亲汪氏那样丰满，那样在字里行间充满激情，也还不如对他的继母、乳母怀念之深。一方面，他说他父亲“以文章品行为士先”，一方面，他又说“板桥文学性分，得外家气居多”。板桥做文章处处讲求沉着淋漓，秉笔快书，对于“不可说破、不宜道尽”的文风多所讥讽，其实，他在这里倒正是在“不可说破、不宜道尽”的。

　　“得外家气”，是指的他的外祖父汪翊文，兴化的一位隐居不仕的念书人。此外，还有一位“外家”，就是继母郝氏的族叔郝梅岩。大约板桥四岁时，继母郝氏从盐城郝家庄嫁到兴化郑家，直到板桥13 岁时去世，前后约十年。这十年中，板桥受到这位贤惠的后母的慈爱，“无端涕泗泪阑干，思我后母心悲酸。十载持家足辛苦，使我不复忧饥寒”。郝氏不仅贤惠，在归宁时还带幼年的板桥到郝家庄去，向她的族叔——名儒郝梅岩求教。梅岩公当时设塾于庄西北的净土庵的东厢房里。板桥在净土庵学字练画，老和尚一见板桥来了，忙不迭地把纸藏起来。板桥无纸，便在大殿的墙上、神龛的板壁上以及香案、门窗上写字、绘画，有真草隶篆，还有花卉翎毛。板桥成名，郝家庄的人把这些都保存下来了，一直到1921 年。1921 年的腊月初八，一场大火烧了净土庵，板桥留下的这些少年时代的艺术品，也跟着烟飞灰灭了。

　　板桥说他“随其父学，无他师也”。但是，郝家庄今日的老人回忆说，板桥到外婆家，曾随梅岩先生学过。也许时间短暂，板桥在“自叙”时，不必详细提及了。梅岩公曾经要求生徒作立志的对联一副，板桥做的就是“其人如碧梧翠竹，其志在流水高山”，郝庄的人传说至今。

　　郝庄的人还记得，当年板桥在这里学写字，常常把长长短短的竹叶、竹枝，大大小小的卵石收集起来，在地上摆字。一捺一撇用竹叶，一横一竖用竹枝，大大小小的点则用卵石，又是游戏，又是学习。板桥还学画。他画飞鸟的姿态，竟把郝家笼子里一只画眉开笼放了。由于仔细观察了笼鸟凌空的姿态，结果画得活灵活现。梅岩先生教的学生，日后多人高中，他自己也在雍正年间中了进士，得到了御赐的“文压徐淮”金匾一块。

　　在中年，板桥曾有一联赠梅岩先生：“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表述了仰慕之情。据说，梅岩先生赴考，主考对他的卷子大为赞赏，把它放在一旁，放榜时竟然忘了。后来发现了，又给补上。梅岩先生认为已经落榜，何必再补，淡淡地回答了报喜的人，又去教书了。“傲骨梅无仰面花”之梅，梅岩先生也。⑤

　　板桥还有一处读书的地方，便是真州的毛家桥。真州与兴化同为扬州府属县，毛家桥在真州城东南的江边一带。自兴化城至毛家桥要经过扬州，水路约200 里地。板桥日后在《为马秋玉画扇》的题句中，这样回忆当日读书的情景：

　　余少时读书真州之毛家桥，日在竹中闲步。潮去则湿泥软沙，潮来则溶溶漾漾，水浅沙明，绿荫澄鲜可爱。时有鯈（tiào）鱼数十头，自池中溢出，游戏于竹根短叶之间，与余乐也。未赋一诗，心尝痒痒。

　　就题句中作者当日的情趣看，常常在竹中“闲步”，可见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业已步入青年时代了；但是看到白条鱼从池水游出，又觉得在和自己一起玩耍，似乎尚未完全脱离稚气的少年阶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任乃赓先生遗著意见，毛家桥读书一节，姑系于板桥17 岁左右，是经过斟酌的。板桥家住兴化，为何负笈真州就读？一种猜测是真州有至亲。细阅板桥家世资料和板桥诗文，未发现其上辈与真州有何瓜葛；一种可能是真州有名师，专程前来求学。但是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郑宅拮据，无力承担板桥费用，同时也未发现当日真州有何名师。如果这两种可能都难存在，那么可能性很大的便是郑立庵先生来毛家桥教馆，板桥随同前来就学。立庵先生生于康熙十二年（1673 年），长板桥20 岁，当日正是血气方刚的30 多岁年纪。立庵先生先后两个妻子汪氏与郝氏均殁，正值鳏居，家中并无牵累。携儿一同赴馆，一则免得两处开支，二则免为板桥学业悬心，三则可慰客中寂寞；四则教馆之余，因扬州离毛家桥甚近，可以携儿观光名都风物。这样推测的根据是板桥幼从父学，并无他师。有关立庵先生的种种记载中，只云生徒众多，未云足不出里。所以说板桥在毛家桥就学依然是从父学，自然是言之成理。

　　不过，在未有直接资料证明以前，这里只是姑妄言之。

三、狂士畸人的影响

　　板桥少年得狂名。给墨弟的家信中，自称“狂兄”，后人的传说中，也说他幼年便“放言高谈，臧否人物”，全无拘束。这种性格的形成，从外在因素考察，和他曾经随陆种园先生学词不无关系。

　　据板桥的看法，康熙间兴化有三大诗人。一个叫徐白斋，一个叫李约社，一个便是陆种园。徐诗颖秀，兼攻制艺；李诗沉着，呕心吐肺；唯有种园先生工诗以外，以诗余擅场，即以词闻名。⑥板桥从他学词，最终词胜于诗，名噪南北，陆先生的功不可没。

　　陆种园名震，又名仲子，号榕材、北郭生，蓼村，从他的家世看，是个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他的祖先在明代曾经做过京官（礼部主事），出使过朝鲜，传家至他父亲时，家道业已中落。种园先生讨厌制艺，淡于名利，一生很不得志。春日酒后，他曾折一枝鲜红的桃花，插于发梢，一边高歌，一边在闹市中行走。花瓣满身，行人侧目，友人劝他节制，他却笑道：“我贫士耳。彼奈我何？”什么时候该掌握什么分寸，他心里很明白。

　　他善于写字，但他“贫而好饮”，写字的笔常常为抵酒钱，当在当铺里。求字的人只好先为他赎笔然后才好要他写字。其先人曾有出使朝鲜之赠行诗卷，属传家之宝。友人有急，种园先生借诗卷让他解急，意外的是，诗卷竟然丢了。友人不好交代，他却不以为意，说是丢了也就算了。其人慷慨如此。《板桥集》里曾经附录了一首他的《赠王正子》，写两人偶然相遇，互通消息，叹人生聚散无常以后说：

　　同是客，君尤苦。两人恨，凭谁诉？看囊中倾矣，酒钱何处？吾辈无端寒至此，富儿何物肥如许！脱敝裘付与酒家娘，摇头去。

　　词写得明白如话。笔也当了，传家宝也丢了，现在身上的破衣裳也脱下来了，还是要喝酒！这样的士人越是穷，越是狂，因为有生活实感，词便越是做得好。板桥境遇和种园先生仿佛，先生的人品和才气给板桥很大影响，先生的放浪形骸、满腹牢骚也给板桥以很大影响。两人作品在风格上有许多相近之处。后人讥笑陆词“暴言竭辞，何无含蓄至此”，兼讥板桥继承种园诗品，以“沉着痛快”为第一，认为病在浅显。⑦借用一句俗语，叫做“饱汉不知饿汉饥”。试想，象陆种园、郑板桥这样的贫士，缺衣少食，贫病交迫，愁肠百结，感慨之极，发为诗文，又如何能够清深淡远，温柔敦厚？

　　陆种园先生的词对板桥的影响，在《板桥集》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最近，兴化的李学中、任祖镛、王益谦三位先生提供了一批早年的陆词与郑词，更可以看出他们的师承关系。陆词有《忆江南·辛巳清明》，其中两首是：

　　清明节，不异峭寒时。燕子来比前日早，梨花开较去年迟，闭门雨丝丝。
　　清明节，僻县人也忙。十里红裙山子庙，一船春酒郭家庄，两岸菜花黄。

　　辛巳为康熙四十年，即板桥九岁时。词中的山子庙即兴化西门的昭阳将军庙。兴化一带战国时属楚，为昭阳食邑，后又为昭阳葬地。直至今日，兴化县城所在地仍名昭阳镇。郭家庄则在县城西北。乡情乡词，陆词所写有浓厚的乡土情趣。⑧现在兴化传抄的板桥《端阳五首》也是用的《忆江南》的词牌，我们看看其中的两首：

　　端阳节，正为嘴头忙。香粽剥开三面绿，浓茶斟得一杯黄。两碟白洋糖。
　　端阳节，妇子乱忙忙。寸剪菖蒲和滚水，一杯烧酒拌雄黄。额上字涂王。

　　郑词与陆词一脉相承，似也不似？板桥日后所写潍县竹枝词，大体上也是这类风格。

　　但是，端阳词与板桥成年作品比较起来，显然模仿的痕迹很重，自然不是“自树旗帜”之作，用词的典雅程度也不够，看得出这是学生时代的游戏之作。

　　还应当说一说的，当日与板桥一道向陆先生学词的，还有两位同学，一个是王国栋，一个是顾于观。《七歌之七》说：“种园先生是吾师，竹楼、桐峰文字奇”。竹楼是王国栋的字，桐峰、万峰是顾于观的字。顾于观这个人，文字奇，后来的为人也奇。他是板桥的知己，他说两人的友谊是“百年若个是知音？日观峰高渤海深”，如山如海，经得起岁月的检验。而立之年他谋到幕僚的差事，但老无所成，他对世事看得淡了，庠生的地位也不要了，对尘世富贵表示无所眷念。他和板桥有唱酬往还，《板桥集》和他自己的《澥陆诗钞》里都能见到。

　　这个时期，板桥还深受一位艺术大师的影响，这个人就是明代的徐渭。徐渭字文长，号青藤山人。这个人生于病态的困窘的家庭，考上秀才后，又八次应考，均遭挫折。他中年惧祸，得了狂病，病中杀妻，下狱七年，自杀九次。但是他的诗、画、书，还有他写的剧本，都能自树一帜，独步古今，有非凡的成就。怀才不遇，不为时人所重，惹得他长叹“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他自编年谱，名为“畸谱”，把自己看作是乖时背俗的畸人。正是这样的畸人，惹得板桥同情、敬仰、赞叹、惋惜，不能自已。

　　他曾请吴于河刻过一方图章，叫做“青藤门下牛马走”，当时人袁枚还说板桥有一方“青藤门下走狗燮”的印，惹得后来的齐白石也愿意跟着板桥要在青藤门下当“走狗”。

　　但是直到现在，袁枚所说的那方印我们还没有见过。“牛马走”也好，“走狗”也好，无非极言对徐渭崇拜之深。板桥不大看得起人，但是一旦谁征服了他，他便五体投地。

　　他崇拜徐渭的画艺，赞美徐渭用瘦笔、破笔、燥笔、断笔，极工而后写意，成为大家；他崇拜徐渭的书法，专门写过一首词，说他翰墨馨香，笔势惊人，如狂风，如云朵，如银河，如烟霞，变化万端，美不可言；他崇拜徐渭的文学才能，少年时就读徐渭的剧本《四声猿》，一直读了数十年，都不撒手。板桥崇拜徐渭崇拜到发狂的程度，是有道理的。他说过：徐渭“才高而笔豪，而燮亦有倔强不屈之气，所以不谋而合”。一个是困窘的境遇，一个是才智超人，一个是一股狂劲，有此三者，板桥认为与青藤不谋而合，所以愿在青藤门下执仆役之礼，听他使唤，为他效劳。

　　是由于陆种园、徐文长的影响么？板桥日后回忆他读书时代便喜欢骂人，自负太甚，对人礼貌不够。他骂人专拣有学问的秀才骂，惹得长辈对他侧目，劝小字辈不可与他往来。但是他骂人也不是乱骂的，遇到别人“有一才一技之长，一行一言之美，未尝不啧啧称道”。他和少年们谈天下事，知人论世，说诗议文，在古庙里骑在石狮子上往往直到深夜不散。他好发奇谈，曾说当代一些以技巧取胜的文人不过是些小儒，而胸罗万卷的名士，文章尽管莽莽苍苍，但华而不实，于世无补，只有那些匡时济世的大英雄才能写出好文章，而他们从来都是不读书的！这些议论出自一个少年之口，只好使人咋舌。

　　兴化民间还有一则传说，说是一位士人某日取出一幅珍藏的《斗牛图》，炫示众人。一些颇有学问的人便展开议论，有的说是唐代戴嵩的作品，真是神笔，有的说这牛气势非凡，唐以后画牛的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有的人说这类唐人精品，目下可值银若干，胜过良田百亩。在一片赞美声中，只有一人在一旁冷笑，这人便是少年板桥。众人问他什么缘故，他说，两牛格斗，必用两腿夹住尾巴。这幅画上的牛都是翘尾巴的，怎么能说是好画？有人想说戴嵩的画你竟敢议论吗？但是看看牛尾巴又想不出有什么恰当的理由来呵斥这后生小子。于是，小小后生的一盆冷水，浇得大家哑口无言。

　　也正是由于这位学生“少年狂”吧，陆种园老师才十分赏识他的。晚年的陆种园在《郑克柔述梦》中赞扬了他，又羡慕他具有浪漫精神。学生板桥则更是景仰先生。种园的诗词，扬州吴雨山曾经刻印过，可惜流传不广。板桥在日后出集时，在同一词牌下巧妙地附录了先生的两首词，为先生扩大影响；为人作画时，又把先生常爱题的句子题上，注明出自先生，又说先生从不掠美。师生情谊之深，堪为楷模。

四、教馆江村

　　板桥子承父业，是在应童子试、取得秀才的身份以后，也是在结婚成家、成为少主人，需要由他维持生计以后。板桥应童子试的时间，约在及冠之年，这时候，李鱓已经“名噪京师及江湖淮海，无不望慕叹羡”了。板桥23 岁结婚，婚后不久便赴真州江村就馆。兴化的秀才跑到真州来教书，按常情推断，当和他当日曾在毛家桥就读有关，和他在真州结识了一批朋友有关。某些论者以为，板桥婚后离家，是由于家庭生活不十分和谐，是由于徐氏对他的吸引力不够，等等。这可以成为小说家的推测，但不足以成为传记的推论，因为缺乏直接证明的材料。

　　从兴化到真州，有一条200 里左右的水路，要经过扬州。路途遥远，又背着行囊，没有私家船只的人，只有搭便船，以舟代步。据说，有一回板桥搭一家公子的包船南下，那公子和几个豪家子弟正在舱中作诗酒之会，对这位落魄书生很不礼貌，要他坐在后艄。

　　酒酣耳热，公子一时兴起，听说后艄有搭船的秀才，便说他们正以赴扬州为题吟句，要后艄的士人也献上一首，也可以请他来饮上一杯。板桥听公子是北方口音，又见一脸的傲慢神色，便说：“我吟你记，如何？”公子点头。板桥入舱，便用扬州一带方言吟道：

　　náná一小舟，
　　pāngpāng 水上游。
　　zìgá一声响，
　　tìtuò到扬州。

　　傲慢的公子提着笔，目瞪口呆。纸上难落一字。众人起哄，要板桥书写。板桥大笔一挥，写下这么四句：

　　CC 一小舟，
　　CC 水上游。
　　CC 一声响，
　　CC 到扬州。

　　舟中诸人素来自称饱学，但诗中有八个字却从未见过，而字却写得十分潇洒，一个个只好摇头叹息，适才的一股傲慢之气都跑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个故事也许是扬州落魄文人所创造，以一消受人冷眼之怨气吧，因为板桥在传世诗文中未尝述及。

　　江村这个地方，在真州新城都天庙东南面江一带，是处园林住宅。县志说是在游击署前，为里人张均阳所筑。康熙年间，当时的主人是安徽的富商郑肇新。经主人的陆续经营，园中有13 处景点。这13 处是耕烟阁、香叶山堂、见山楼、华黍斋、小山湫、东溪白云亭、溉岩、芙蓉沜，箖箊径、度鹤桥、因是庵、寸草亭、乳桐岭。郑肇新曾经款待过石涛，石涛在仪真建有“真州读书学道处”，又写过《白沙翠竹江村阁诗十三首》，还画过一幅《江村泛舟卷子》，题过几首诗。后人推测，江村的建筑，曾经受过石涛的指点。⑨板桥来此教馆时，郑肇新已届耄耋之年，主人可能是郑公后人或是另姓的富户。

　　板桥诗文中记述他在真州所教之学生大都姓许，当日聘用他的主人，自然有一位是姓许的人。

　　当日教馆有三种情形：一种是义塾，由族中设立，属同族中人互助性质，有钱者多出膏火之费，族中人不分贫富均送子弟就读。第二种是私塾，由塾师觅地，开设书房，学生奉献束脩，开馆授意。这种书房可以是在塾师家中，可以是在寺庙、会馆等公共场所。第三种是家塾，有钱人家延请家庭教师，主人的子、孙、甥、侄等，只要主人同意均可入学。这样的塾师一方面教学生，一方面往往陪主人谈诗论文，称为“西席”，即门下客。板桥教馆情形，我们可以从《村塾示诸徒》《教馆诗》中见其端倪。一是教家塾：“傍人门户过春秋”，地点又在客地的江村，即著名园林之内或者左近。二是教的不是一个学生：板桥有诗，题为《示诸徒》。三是教了几年，不只一年两年：“飘蓬几载困青毡，忽忽村居又一年”。四是当日聘用板桥的主人已不富有，给板桥的待遇很菲薄：“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供给的伙食很不理想。五是板桥和主人相处不十分融洽：“课少父兄嫌懒惰”“遮却当年一半羞”。最后一点是板桥在这里教书，不象他的父亲那样老成稳重，安分守己，他顾虑“功多子孙结冤仇”，但又“放荡深惭学俸钱”，积极性不是很高的，但内心又常常自责。他的自述清楚地表白了在而立之年以前辞席的原因。

　　当日板桥的学生，从他留下的诗文中，有姓名可考的，一个是许樗存。师生两人有诗句往还，可见他的学生业已成材了。二是许既白。在《家书·仪真县江村茶村寄舍弟》中，记述了许日后专门备了一条船，请先生重游江村；三是许雪江。板桥有《寄许生雪江三首》。不过，往日的读书人有名、有字、有号，还有别号。三个姓许的，也许是三人，也许是两人或者便是一个人的三个名字，都有可能。

　　在江村数年，板桥结识了若干诗友文友酒友，其中有张仲峜、鲍匡溪、米旧山、方竹楼、吕凉州诸人。板桥还游历了真州诸名胜，此时或日后都有诗歌记述。著名的去处是当日伍子胥渡江的遗迹。伍员当日由楚奔郑，再由郑奔吴，途经今日的苏北一带。伍员过昭关，昭关在扬州之北30 余公里处，今日名昭关镇；伍员解剑渡江，遇浣女，遇渔丈人，今日仪真之西有胥浦。板桥当日游览的一个是“伍相祠”，一个是“浣女祠”。

　　古人注《史记》，谓伍子胥过的昭关在江西。其实，江西乃由楚奔吴必经之地，而非由郑奔吴必经之地。这样的注释是想当然的。宋末文天祥曾在真州一带流连，策划抗敌。

　　板桥去过“雪中松树山神庙”；明末的黄得功誓死抗清，板桥也去拜访过，“行过一山又一山，黄将军墓兀其间”。板桥有一首诗，叫做《晓行真州道中》，说他骑着马，携一张琴，穿林入山，听江声，看晓月，还在马背上推敲诗句。这大概是教馆之余，由朋友或者由学生家长邀他出游时的情景。由兴化到仪真，需经若干水网地区，再说，一个潦倒书生，自备马匹也是十分困难的。

　　做诗以外，板桥不时作画。他日后在题画时说过：“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那时候他的画并不出名，所以现在仪真还很少发现谁保存过板桥早年的画。但是，他作的若干对联却保存下来了。一幅是他贴在学塾门上的：“青菜罗卜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现在兴化板桥故居所悬“白菜青盐粯子饭，瓦壶天水鞠花茶”的板桥手体，和此幅仿佛，大概是对于“半饥半饱”生活的调侃吧。还有一幅是悬于江村的：“山光扑面因新雨，江水回头为晚潮”。

　　这幅对联于此时此地十分贴切。江南的润湿天气，江边的水色山光，加之雨声潮声，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这幅对联后来还挂在焦山的自然庵，贴切的程度较之江村尤甚。

　　正是由于这副对联，日后板桥的命运才发生了转折。在民间还有一种传说，说有人保存了板桥当日“欠酒二两”的条子。“河桥尚欠年时酒，店壁还留醉后诗”，可以作证。

　　日后板桥成名，酒家找出欠条，精工裱制，还干脆把店名改为“欠酒二两”，招徕顾客。

　　据说从此生意兴隆，发了一笔小财。

　　江村这个地方，板桥一生都表示十分怀念。这地方的风景实在太美了。板桥曾向他的弟弟描述道：

　　江雨初晴，宿烟收尽，林花碧柳，皆洗沐以待朝暾；

　　而又娇鸟唤人，微风迭浪，吴楚诸山，青葱明秀，几欲渡江而来。此时坐水阁上，烹龙凤茶，烧夹剪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真是人间仙境也。⑩

　　板桥步入中年，写过《客扬州不得之西村之作》《再到西村》，探望送花邻女，再晤卖酒老翁，低回于藤花老屋，和野老回首以往，感慨万千。步入暮年，又写《贺新郎·西村感旧》，对江村读书处无限流连。流水板桥、树篱青瓦、瓜圃空棚、斜阳衰草，都使他魂牵梦绕。他记得江村有个姓徐的卖酒人，为此专门填了一首《唐多令》：“分付河桥多酿酒，须留待，故人赊。”直到晚年，飘泊他乡的板桥，又填了一首《满江红·思家》，说是“何日向，江村躲；何日上，江楼卧，有诗人某某，酒人个个”，想在这“人间仙境”里终老。

　　勾践 （约公元前520－前465），大禹后裔。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后二十余世，至於允常。句践允常子也。周敬王二十三年(前497)允常去世，继位越王。名菼执，勾践、鸠浅同声相通。（一九六五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曾出土越王勾践剑，铭文为：‘越王鸠浅自作用鐱。）

　　周敬王二十三年(前497)句(勾)践即位，时值楚国联越制吴，吴、越冲突初起，而越国 实力尚弱。句践元年(前496)，吴王阖闾兴师伐越。句践统兵抗击来攻的吴军于槜李(今浙江嘉兴、桐乡间，今嘉兴县南)，“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阵呼而自刭”，以军中罪人成列自刎惊乱吴军而侥幸得胜，一举打败吴军，射伤吴王。使吴王阖闾受伤而死(见槜李之战)，导致吴、越矛盾激化。

　　吴王阖闾临终告诫儿子夫差：“必毋忘越”。夫差接位后，遵照遗训，日夜勤兵，矢以报越。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鲁哀元年），勾践闻吴王夫差日夜练兵欲攻越以报父仇，打算欲先伐吴国，主张“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勾践不听，不听大夫范蠡劝阻，发兵攻吴。吴王夫差闻之，亲率精兵击越，两军大战于夫椒(今江苏吴县椒山)。终因力不能敌，惨败于夫椒(今太湖中西洞庭山，一说今浙江绍兴北)，句践率残兵五千，退守会稽山(今绍兴东南)。夫差追而围之。勾践非常后悔，对范蠡说：“以不听子故至于此，为之柰何？”(《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危急之际，纳范蠡委曲求全、以退为进之谋，卑辞厚礼以求和，派文种向吴求和。

　　初，吴王夫差纳伍子胥之谏，勿许。句践“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文种谏而献“以美女宝器厚赂吴太宰嚭”之策，向夫差请求称臣纳贡。终于使夫差同意赦越，罢兵而归。夫差不听相国伍子胥要他坚决灭掉越国的忠告，答应了勾践的请求，但要勾践夫妇到吴国为他服役。勾践将国内事情托付给文种等大臣，带着夫人和范蠡去吴。大臣们见国君为保国复仇甘受屈辱，都哭着向他保证一定要治理好越国，百姓也都哭着为他送行。

　　勾践五年(前492)五月，率妻和大臣范蠡亲去吴国臣事夫差入质于吴，抵达吴都，夫差有意羞辱他，囚于石室。要他住在阖间坟前的一个小石屋里守坟喂马，有时骑马出门还故意要他牵马在国人面前走过。勾践忍辱负重，自称贱臣，对吴王执礼极恭，吃粗粮、睡马房、服苦役，“服犊鼻、著樵头；夫人衣无缘之裳、施左关之襦。”小心伺候夫差，做到百依百顺，养马，夫人给水、除粪、洒扫。三年不愠怒，无恨色。胜过夫差手下的仆役。夫差生病，勾践前去问候，还掀开马桶盖观察夫差刚拉的大便，体贴夫差的病情。“问疾尝粪”，博得吴王夫差之欢心，时间过去3年，由于勾践尽心服侍，再加伯嚭不时接受文种派人所送之礼而在夫差前为勾践说好话，使夫差认为勾践已真心臣服，决定放勾践夫妇和范蠡回国。

　　勾践七年(前490)归越，勾践归国后，为了激励自己不忘报仇雪耻，睡觉时不铺褥子而铺上柴草。在房间里挂了一个苦胆，每顿饭前都要尝尝。这就是“卧薪尝胆”典故的由来。他和夫人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吃饭没有鱼肉，穿衣不加修饰。自己经常同百姓下田耕种，夫人也自己养蚕织布。

　　越国遭受战争创伤，田地荒芜，人口减少，生产受到很大破坏。为使国家富强，勾践采纳了范蠡、文种提出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策。要范蠡负责练兵，文种管理国家政事，推行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国家奖励耕种、养蚕、织布。尤其鼓励生育，增加人丁。规定男20、女17必须结婚，否则父母受罚；上了年纪的人不准娶年轻姑娘为妻；妇女临产前要报官，由国家派医官检查照顾；生男奖酒1壶、狗1条，生女奖酒1壶、猪1头；家有两个儿子的，国家负责养活一个，有三个儿子的，国家负责养活两个。

　　从此卧薪尝胆，苦心焦思，发愤图强，富民兴国。身自耕作，与百姓同其劳；自奉极微，出不敢奢，入不敢侈；内修其德，外布其道；充实府库，垦其田畴；缓刑薄罚，省其赋敛；奖励生育，训练士兵。纳相国范蠡建议，选四达之地筑城立廓，以图霸王之业。先建小城，后建大城。于是人民殷富，社会安定，士民皆欲与报吴耻。志在灭吴的深刻用心，在范蠡、文种辅佐下，励精图治，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发展实力。

　　在国家迅速恢复生机的同时，勾践又采取许多办法麻痹吴国，恭谨事吴，贡献美女、玩好、方物、巧匠，以娱夫差，消除其对越的戒备；迎合夫差率精兵急于求霸之心，导吴北进中原，耗损其国力、军力。造成吴国内耗。勾践年年月月按时给吴国纳贡，使夫差始终相信他是真心臣服。继续贿赂吴太宰伯嚭。派出奸细刺探吴国的消息，散布谣言以离间君臣关系，使夫差杀害忠良。勾践又以越遇灾害为由，不时向夫差借粮，使吴国粮食储存减少，而越国则储备充足。探知夫差要建造姑苏台，勾践派人运去特大木料，说是“神木”，夫差非常高兴，扩大了姑苏台的设计，使吴国更加劳民伤财。勾践又施美人计，为夫差的姑苏台选送美女。其中有一叫西施的，不仅美貌无比，且有才识，是由范蠡在芋罗山上选得，并经过了训练。夫差得到西施，极其宠爱，以至言听计从。

　　伍子胥早已察觉勾践所作所为意在复仇，多次劝谏，不仅未被夫差接受，反而引起夫差的反感和怀疑。公元前485年，夫差为争霸而北上伐齐，伍子胥不赞成，指出越国才是心腹大患。夫差不听，继续伐齐，在艾陵之战中大败齐军，获胜而归，夫差十分得意，不久又听信了伯嚭的谗言，赐剑令伍子胥自尽，伍子胥死前说：“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伍子胥死后，吴王将政事交给伯嚭管理。勾践得知伍子胥已死，拟起兵伐吴，范蠡认为时机未到，还需等待。

　　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句践十五年）春，吴王夫差率全国精锐部队北上黄池会盟诸侯，国内只留下太子友和老弱兵卒守卫。越王勾践想乘吴国国内空虚之机出兵攻吴。范蠡认为时机未到。他分析说：“吴王率精兵北上会盟，国中空虚，太子留守。但吴大军出境未远，闻越乘虚而入，会很快回兵击我”，因而劝勾践暂缓出兵。数月之后，估计吴军已到黄池，遂促勾践出兵袭吴。勾践乃率5万大军（发兵四万亲率君子〈亲兵〉六千）攻打吴国，命范蠡率师一部沿海溯淮断夫差归路,自率主力由陆路北上,歼吴守军，攻破吴都，吴军大败，太子友阵亡，焚姑胥台。这时，夫差打败齐国，正约晋、卫、鲁等国在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西)会盟，当上了霸主。接到消息，十分懊丧，只好派伯嚭向越求和(见姑苏之战）。勾践和范蠡认为吴国还有实力，一时消灭不了，答应讲和，退兵回国。

　　周敬王四十二年前478年（句践十九年），范蠡、文种乘吴国多年灾荒又遇大旱，仓廪虚，百姓饥饿，多就食于东海之滨的机会，再次建议勾践乘隙攻吴。战于笠泽，越军以两翼佯动、中央突破、连续进攻的战法，突破吴军江河防御，乘胜连续追击，夺占吴国大片土地(见笠泽之战)，三战三胜，大败吴军于笠泽(今苏州南)，从根本上改变了吴、越力量对比。

　　句践二十一年再次伐吴，自周元王元年(前475)开始，对吴都吴(别称姑苏，今江苏苏州)实施长达三年的围困，吴王夫差被越军长期围困，力不能支，遂派王孙雒袒衣膝行向勾践求和。勾践于心不忍，正要应允，范蠡上前说：“大王您忍辱受苦20余年，为了什么?现在能一旦抛弃前功吗?”转头又回绝王孙雒说：“过去是上天把越赐予吴国，你们不受；今天是上天以吴赐越，我们不敢违背天命而听从你们的请求。”王孙雒还要哀求，范蠡毅然鸣鼓进兵。吴王夫差见大势已去，求和不成就自杀而死，临死时说：“吾无面以见子胥也！”勾践葬吴王而诛太宰伯嚭。终于句践二十四年(前473)一举灭吴雪耻。

　　随后又乘胜率兵北渡淮水，会中原齐、晋等诸侯于徐州（今山东省滕州市南），向周元王致贡。周元王命使臣赐句践胙（送来祭肉），封勾践为“侯伯”，晋伯位。自此，越军横行江淮一带，诸侯尽来朝贺，勾践的霸业完成。于是迁都琅琊，称霸中原。为春秋霸主最后一位霸主。

　　勾践死后，子王鼫与立。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关于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有一把绝世兵刃--越王勾践剑。此剑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历经两千四百余年，仍然纹饰清晰精美，加之“物以人名”，此剑被当世之人誉为“天下第一剑”。

　　越王勾践剑于1965年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保存完好，剑长55．7厘米，出土时寒光闪闪，剑刃仍很锋利。剑身满布黑色菱形花纹，纹饰精美，镂刻最细处仅0．1毫米。近剑格处有两行鸟篆铭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剑）”八字。剑柄、剑格乌黑，剑格两面铸有花纹，分别嵌有蓝色玻璃与绿松石。剑首向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11道宽度不到1毫米的同心圆。越王勾践剑制工精美，显示出铸剑师的卓越技艺，堪称我国国宝。

相关人物

　　1.西施

　　西施，原名施夷光，春秋末期出生于浙江诸暨苎萝村。天生丽质。时越国称臣于吴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谋复国。在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忍辱负重，以身许国，与郑旦一起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把吴王迷惑得众叛亲离，无心于国事，为勾践的东山再起起了掩护作用，表现了一个爱国女子的高尚思想情操。后吴国终被勾践所灭。吴灭后西施就失去了音信，关于她的结局有很多种，最有可能的两个结局之一是：西施与范蠡泛舟五湖，之二是被越王装进袋子里抛入水中溺死。

　　2.夫差

　　夫差(?-前473)　春秋时期吴国君主(前496-前473)阖闾次子。为遵从败于越王勾践的父王阖闾的遗训，即位当年就以伯嚭为太宰，与老将伍子胥操演军队，以图复仇。次年在夫椒大败越国，攻破越都(今浙江绍兴)，使越屈服。公元前486年，开邗沟，连接长江和淮水，开辟出一条通向宋、鲁的水道，进逼中原。此后，又在艾陵(今山东泰安)打败齐国。公元前482年，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大会诸侯，与晋争霸，适逢晋室内乱，夫差一度夺得霸主地位。连年的兴师动众，造成国力空虚。越王勾践不忘会稽之耻，国力逐渐恢复。趁夫差率精锐赴黄池之会、只有太子与老弱留守之机，越军乘虚而入，并杀死吴太子。夫差匆匆赶回与越议和。吴长期穷兵黩武，民力凋敝，难以与越抗衡。公元前473年，越再次兴兵，终灭吴国，夫差自杀。

　　3.范蠡

　　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后入越，辅助勾践廿余年，终于使勾践于公元前四七三年灭吴。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遂乘舟泛海而去。后至齐，父子戮力耕作，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使为相。范蠡辞去相职，定居于陶（今山东定陶西北），经商积资巨万，称“陶朱公”。范蠡既能治国用兵，又能齐家保身，是先秦时期罕见的智士，史书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4.文种

　　文种(?—前467)，字会、少禽，一作子禽，春秋末期楚之郢(今湖北江陵附近)人，后定居越国。

　　春秋末期著名的谋略家。越王勾践的谋臣，和范蠡一起为勾践最终打败吴王夫差立下赫赫功劳。灭吴后，自觉功高，不听从范蠡劝告继续留下为臣，却被勾践不容，受赐剑自刎而死。

　　5.伍子胥

　　伍子胥(?～公元前484)

　　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谋略家。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楚国人。属今监利县人，县城大车站外有其雕像。封于申地，故又称申胥。伍子胥的父亲叫伍奢，伍员的哥哥叫伍尚。他的祖父叫伍举，因为侍奉楚庄王时刚直谏诤而显贵，所以他的后代子孙在楚国很有名气。

            江雨霏霏江草齐, 六朝如梦鸟空啼。 
�敚�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她是唯一正式登基的女皇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她的美貌、品性、智慧、狡诈和领导艺术、领袖魅力、卓越的洞见力，以及奢华糜烂的宫廷生活都为后世百姓和文人津津乐道，千百年来一直从无休止。
    对于武则天，从唐代开始，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评价，角度也各不相同。最早评价武则天的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他在起草著名的《讨武氏檄》，即《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中说：“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辟，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句句如剑，字字见血，这无疑是一篇严厉批判武则天的文章，言辞激烈，无可复加；讨伐之声，惊心动魄。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期，由于所有的皇帝都是她的直系子孙，并且儒家正统观念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所以当时对武则天的评价相对比较积极，比较正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了两宋时期，北宋的司马光所编撰的《资治通鉴》，对武则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到了南宋期间，朱程理学在当时朝野上下的思想观念上占据了主导地位，重男轻女的舆论甚嚣尘上，这无疑决定了对武则天的负面评价。而明末清初的时候，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就曾评价武则天“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惟不可否认的是，武则天对历史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的认识水平早巳达到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程度。“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书既不可尽信，民间的传谣自然更有理由不可尽信了。也就是说，世人之于武则天荒淫无度的评断，或许是有失历史的本来面目。晚年的毛泽东，读史是他主要的兴趣之一，就是在他逝世前的1975年，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时，还从评论《资治通鉴》开始，说到司马光、秦始皇、刘邦，最后将话题定格到武则天的身上。
    毛泽东就如何读书的问题说：“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是提出反对的意见。不读不行，不读你不知道呀。凡人都是学而知之，谁也不是生而知之啊。但光读不行，读了书而不敢怀疑，不敢提出不同看法，这本书还是白读了。”
    毛泽东说：“不要认为书上篇篇是事实。句句是真理。我们现代人写书时事实都有自己的选择。古人就那么客观?代代相传就不会走样?比如，写一个人，他的臣下往往说好话，甚至吹拜，他的敌人往往攻击。这一代人这样写，那一代人又那样写，言过其实的东西不少。都是白纸黑字，你信哪一个？所以需要怀疑，你怀疑。就要去找别的史料，对照一下，这是一常用的方法。”正因如此，对于众说纷云的武则天．毛泽东说：“武则天不简单，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刚刚提拔上来又杀了的也不少。”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武则天，是持肯定之态度的，就连千古以来之于武则天“淫荡成性”的定论，毛泽东也认为“恐怕值得商量”，当然，毛泽东同工作人员的谈话，属非正式场合，他的这一番谈话中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抛开武则天的私生活不谈，只议她执政时期的各种策略与措施，还是有益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而且，武则天也有自知之明，她不让在她的墓碑上，刻上为她歌功颂德的文字，因为她经意识到，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不应自己吹，而是应该让后人去评说。
    其实，历史上推重武则天的，还是不乏其人的。在武则天的无字碑上，就有些密密麻麻的小字，这是宋、金以来人们因“无字”之憾而添补的题字。一位明代的佚名诗人在无字碑上题诗道：“乾陵松柏遭兵燹，满野牛羊青草齐。唯有乾人怀旧德，年年麦饭祀昭仪”。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正式登基的女皇，武则天的一生可谓披荆斩棘、波澜起伏。她以女子之身位及九五之尊，治国安邦，后人对她的惊叹、敬仰、怀念，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她通往皇帝宝座的道路却是用众多的冤魂铺垫而成的，她将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秩序彻底粉碎，这又足以令不少人对她极尽诋毁、批判之能事。历史虽已尘封，而后人仍在探寻，究竟这位女皇有什么功绩值得后人推重呢？如果要弄清这个问题，那就必须沿着历史的轨迹，去走近这位唯我独尊的一代女皇。

【中秋赏月妙对】

（一）重庆巫峡瑶上有一副妙联：

月月月明 八月月明明分外
山山山秀 巫山山秀秀非常

注：此联运用叠字手法写出了“月到中秋分外明”的特色，与巫山秀色为内容的下联相对，堪称工整自然，珠联璧合。

楼高但任云飞过
池小能将月送来

注：联中阐明“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通过对联的欣赏示人以哲理。

（三）台湾阿里山古月亭联：

满地花阴风弄影
一亭山色月窥人

注：全联对仗既工且含无穷韵味。“弄”、“窥”两字用得恰到好处，最能传神。

（四）杭州西湖水月亭联：

水凭冷暖 溪间休寻何处来源 咏曲驻斜晖 湖边风景随人可
月自圆缺 亭畔莫问当年初照 举杯邀今夕 天上嫦娥认我不

注：此联典雅明丽，富于想象力。

（五）

中秋赏月 天月圆 地月缺
游子思乡 他乡苦 本乡甜

（六）

天上月圆 人间月半 月月月圆逢月半
　今宵年尾 明日年头 年年年尾接年头

（七）

一夜五更 半夜五更之半
三秋八月 中秋八月之中

（八）

月照纱窗 个个孔明诸葛亮
风送幽香 郁郁畹华梅兰芳

张九龄：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李商隐：霜月

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
惊鹊栖未定，飞萤卷帘入。
庭槐寒影疏，邻杵夜声急。
佳期旷何许！望望空伫立。

陆龟蒙：中秋待月

转缺霜输上转迟， 好风偏似送佳期。
帘斜树隔情无限， 烛暗香残坐不辞。
最爱笙调闻北里， 渐看星潆失南箕。
何人为校清凉力， 欲减初圆及午时。

元好问：倪庄中秋

强饭日逾瘦， 狭衣秋已寒。
儿童漫相忆， 行路岂知难。
露气入茅屋， 溪声喧石滩。
山中夜来月， 到晓不曾看。

刘禹锡：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

尘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
凝光悠悠寒露坠，此时立在最高山。
碧虚无云风不起，山上长松山下水。
群动悠然一顾中，天高地平千万里。
少君引我升玉坛，礼空遥请真仙官。
云*(左车右并)欲下星斗动，天乐一声肌骨寒。
金霞昕昕渐东上，轮欹影促犹频望。
绝景良时难再并，他年此日应惆怅。

晏殊：中秋月

十轮霜影转庭梧，此夕羁人独向隅。
未必素娥无怅恨，玉蟾清冷桂花孤。

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

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边。
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头水馆前。
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
昨风一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

皮日休：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

玉颗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
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

苏轼：中秋见月和子由

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
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
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明河千斛水。
遂令冷看世间人，照我湛然心不起。
西南火星如弹丸，角尾奕奕苍龙蟠。
今宵注眼看不见，更许萤火争清寒。
何人舣舟昨古汴，千灯夜作鱼龙变。
曲折无心逐浪花，低昂赴节随歌板。
青荧灭没转山前，浪*(左风右占)风回岂复坚。
明月易低人易散，归来呼酒更重看。
堂前月色愈清好，咽咽寒*(上将下虫)鸣露草。
卷帘推户寂无人，窗下咿哑唯楚老。
南都从事莫羞贫，对月题诗有几人。
明朝人事随日出，恍然一梦瑶台客。

米芾：中秋登楼望月

目穷淮海满如银，万道虹光育蚌珍。
天上若无修月户，桂枝撑损向西轮。

　   相传西周初年，世风浇薄，婚俗混乱。辅佐天子执政的周公为整饬民风，亲自制礼教民。周公格外重视婚礼，从男女说亲到嫁娶成婚，

  共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敦伦七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具体细致的规定，合称“婚义七礼”、“士婚义七礼”，为让

 “士”人理解如何执行“七礼”，周公遂与妻子一起演礼，现身说法。
　　
　　可演试到“敦伦”一节时，周公之妻拒绝了。敦伦，即敦睦夫妇之伦，含有指导新婚夫妇依礼行事的用意。但妻子不同意演试“敦伦”

 。踌躇间，周公见到儿子伯禽摆弄的几个葫芦瓢，试合两爿能重新合为一个葫芦，他灵感顿生。
　　 次日，周公把“士”人子弟召到辟雍（学校），讲解“婚义七礼”，说到“敦伦”时，他拿出一对原配的葫芦瓢来，以此为喻：未分

  之前如混沌一体，剖开之后如男女有别，敦夫妇之伦，就如同把葫芦瓢重新合为一体，其仪男俯女仰，以合天覆地载的万物推原之理，于

 是阴阳合谐，乾坤有序，维纲常而多子孙。从此新婚夫妇均据“七礼”行事，原本的教具葫芦瓢也在婚礼上被奉为礼器：用根绳子拴住两

 个瓢柄，表示夫妇二体合一；又得一仰一合地摆在新房内，象征男俯女仰及子孙繁衍。
　　 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周公制定的婚仪亦渐废弛，孔子遂重修礼典。修到“士婚义”中“敦伦”一节时，他认为时过境迁，

 可以省掉。“六礼”于是产生。不过民间照旧把世代相传的葫芦瓢置于婚仪中。孔子又顺遂民意收葫芦瓢入礼书，称为“合卺”，不算婚

 仪中的正规礼器，而是夫妇“共牢而食”（即共吃祭祀肉食）后以酒漱口的器具。时间一久，不少人认为这是喝“同心酒”的器具；也有

 人仍学前辈的做法将其一仰一合地放着，哪里还知晓它的本义呢？
　　结合初民婚配的发展史实来考察这类民间传说，似乎不无道理。考古发现，如半坡和马家窑类型的文化遗存中，都有模拟葫芦整体和

 纵剖面的陶制器物，有人就认为这是人类原始的交媾符号；而在漫长的风俗实践中，葫芦也经常扮演男女结合象征物的角色，如有些地区

 在男女新婚之夜，婆婆要向媳妇赠送葫芦形状的“礼馔”，上面既有莲花一朵暗示女性，又有突起物一个表示男性；有些地区姑娘出嫁时，

 要佩戴绣有葫芦的织物；还有些地区流行着在洞房梁上悬挂木勺的习俗，也可看作是葫芦瓢的演变。
　　此外，后人常称夫妇同房为“周公之礼”，虽然带有戏谑意味，但也能说明古人对此事之伦理性质的看重